只记得伊有莲一样的容颜莲一样的心    ——濮水钓叟

 

                             

   那年相逢未相识（随笔）

 

 

 

1977年5月的一个下午，我掮着犁头、赶着牛从村后的坡上往下走，遇到了村上著名的“文人”赵文杰。

他一抬头看到是我，就拉住了我的手，说：“我正想去找你的，不料却遇到了。”

我问他：“有事吗？”

他说：“是个大事，和你一生的命运有关。”

我一下子愣住了，就站在他面前听他的指教。

他说：“今年恢复高考了，像你，可以去报名考试的。”

我摇了摇头，就赶着牛往坡下走去。

他厉声喊开了：“你这娃才没名堂！你把话听完再走嘛！”

我重新站在那里，他说：“我知道这些年的不幸遭遇把你给弄懵了，弄迷茫了，对什么都没了信心。可这次是高考，凭真才实学考的，我想，你复习一段时间一定能考上。”

我说：“我有资格吗？”

他说：“高考的门宽得很，我看了招生简章的，你能考，在报考之列。”

听着他的话，我的眼里包满了泪水。因为父亲在政治上有点问题，我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回到农村后的两个多月内，心如死灰，没有说过一句话，知道今生再也没有机会走近那些向往已久的书籍了，一辈子只有和土地打交道的份了。后来的一年又一年，没有少受别人的歧视、欺负和污辱，四季漫长，只知道在坡上、地里累死累活地劳作。母亲给我说，过几年随便找个媳妇成个家算了，干啥还不是吃一碗饭。我眼巴巴看见一些学上得一塌糊涂却根正苗红的同龄人被推茬上大学了、招工了、到公社去吃公家的粮了，而这一切，根本和我不搭界，心里要多凄凉有多凄凉。

赵文杰是知道我的学习状况的，他曾偷偷地借给我过一本邓南邨的《燕山夜话》，并和我探讨过其中的一些观点。他对我说：“明天就是最后一天报名了，不敢错过了时间啊！”

我静静地看着赵文杰叔叔，点头谢过了他，就往回走。到家里和母亲说了，母亲说:"那就试试吧！我早就知道你是一块念书的料，这些年你在田地里受得委屈太多了。”

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赶到六里外的公社询问，看了招生简章，知道报名要交四张一寸的黑白照片的。

天黑了，我回去翻箱倒柜地寻照片，哪里有啊，从小只照过一次相，那是小学毕业的时候。这时,就想着第二天去县城照几张。

那天早晨天刚亮我就往县城跑，到了城里，街上冷冷清清的没几个人。凭那年小学毕业时去照相的模糊记忆，找到了南街的照相馆，等着开门。几个小时后，照相馆的门还没有开。抬头再瞧瞧，才看见门的侧面挂了个小木牌，上面写着“今天不营业”的几个粉笔字。我几乎要哭出声来了，报名的事情看来彻底黄了。

正在这时，有一个漂漂亮亮的大姑娘来开门了。我问：“你就是照相师傅吧？”她看了我一眼，就说：“我师傅姓翟，他有事耽搁了，今天不营业的。”眼看着希望又破灭了，我说：“我今天急着用照片的，高考报名要用啊，错过今天就报不成名了。”她说：“我才学了不到一月时间，基本上还不会照。”急忙当中，我拉住了她的手，向她求情：“照得不好不要紧，给我照一下吧！”她看看我，想了一会儿，大概被我的哀求的表情打动了，就说：“那试试吧！我可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从屋子里出来，天却下起了雨。她又进去了，拿着一把伞。说：“咋办呀？咱们俩打一把伞吧！”

她是漂亮的女孩子，比我高一些，而我在土地上劳动惯了，一身汗味、泥土味，很不自信。她看我迟疑，就说：“你还磨蹭啥？快过来！”

我和她共用着一把伞，与她沿着南街往北走，到了文明路，她打开一间房门，说：“你把头梳梳，我来照着试试。”

接着，就开始我照了。

屋里黑黑的，只有我们俩。她让我帮忙。先是照相，然后是把底版取下来曝光，再下来就是调配药水，定影，显影、修底版，印相，最后是把印好的照片放在清水里漂洗。

照片印出来是泛黄的，在漂洗前能看个大概。她说：“还好，还能用。”她一边用竹筷子拨弄着水里的照片，一边问我住在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哪个生产队。我边回答她，边看着她的脸。她真的美极了。我是一个没有姐姐的人，没有过和比自己大的女孩子接触的经历，因此，看到美丽的大姑娘就有些紧张。可在那时，我静静地看着她，真想叫一声姐的。

用一盆水漂一会儿就要换水，连续换了几盆水，照片还有点发黄，说明里面的药水还没有透净。

她说：“快四点了，公社五点就下班了。照片有点黄就有点黄，不要紧，给你夹到书里，你快回公社去报名吧！”

她找来一本书，是一本《红旗》杂志。照片共洗印了六张，都夹在里面。

我起身说：“大姐，多少钱啊？”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很美丽的光。微笑着说：“不收钱，照得不好啊！”

我把五元钱硬塞到她的手里，她又给我了，说：“如果考上了，就来谢谢我吧！”

我也就没有再给她钱，时间太急了，就和她告别了。

我赶到公社，文书已经在整理报名表，他说，如果再差十分钟，就没有了报名的机会。

 

那年，我的分数超过了录取分数线。

我想，等真正录取后再去谢那位大姐。

可是，一等再等，秋天过去了，通知书还没有收到。托人一打听，才知道是区上在政审时把我涮掉了。

这一次的打击比初中毕业没有被推茬去上高中还要大，还要致命。

我的心彻底荒凉了。

当然，就没有去找那位大姐。

 

到了1978年，父亲就找熟人帮我把户口迁到了秦岭深处的佛坪县，在一个小山沟当会计。

那年，我的分数再次超过了录取分数线。父亲给我写信说，不敢张扬，怕老家的有些人使坏刁难我。

1978年10月12日，我乘便车从佛坪出发，路过洋县家门而不敢停留，直接去了学校。后来，父亲骑着自行车行驶了百多里到汉中去看我，他老泪纵横地对我说，是他把我害了，并嘱咐我第一学期不要回老家去，等上学上稳当了再回去不迟。

这样，又一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去找那位大姐。

后来，时光漫漶，琐事杂叠，只在心里一次次地回想那年照相时的情景，没有勇气去补那份情义。

 

世上有些事，当时没有觉得有多么重要、该怎么在乎，等到时过境迁，有了自己的一番沧桑之后，再去反顾，发现它是那样刻骨铭心、难以磨灭。现在想起来，照相的事之所以让我永世不忘，既有她特别和蔼美丽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在那样受人欺侮、受人鄙夷的境遇中，竟有人如此善良、真心地帮我，此情此景，形成了多么深切的对比啊！

我曾听人打过一个比方，说有人有十元钱，他用五元帮了你；另一个人有百元，他用十元帮了你。虽然两人都值得感激，可仅有十元的人用五元帮你，更显得情深意长。同样的道理，人在快要饿死时有人给一碗稀饭，远远胜过在有饭吃时给人一桌酒肉啊！

白乐天在《琵琶行》里感叹“相逢何必曾相识”，这话语里的滋味我是能体会的。屈指算来，年青时经历的那件事已经有三十多年了，那位大姐现在也已接近六十岁了，不知她现在身在何处？头发白了没有？还在给人照相吗？在她的一些闲散时光里会不会记得年轻时给我照相的那件事？如果记得，她会不会感叹往事总是朴朔迷离、遥如黄鹤？

相逢了，相识也罢，不相识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默默记住那份情谊，并把它浸洇、传递给苍茫人世需要帮助的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