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父亲的衣服是我的“护身符”，黑夜里包裹着我，帮我驱散恐惧，伴我入眠；少年时，父亲的衣着却是我的“耻辱牌”，让我在同学面前颜面扫地；长大后，我意识到，父亲不得体的衣着最好地诠释了他对我深深的爱。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父亲的穿着常常令我感到害臊。我希望他能穿得像个医生或者律师。但在那些潮湿而闷热的早晨，当他天还没亮就起床为我和妈妈煎鸡蛋的时候，他总是只穿得像个当爸的。

　　父亲穿破旧的牛仔裤。比起系钮扣的衣服，他更喜欢穿带按扣的衣服。他将铅笔、香烟、眼镜、扳手和螺丝刀一股脑儿地放在胸前的衣兜里。父亲的靴子是政府发的，前面带着钢头，很难从脚上拽下来。有时候他下班回来，我会帮他脱靴子。父亲的工作是维修空调，这也让我觉得丢脸。

　　但在我小的时候，我会溜进他的衣橱，站在镜前拿着他的衣服在自己身上比划。我会把他的衬衫想象成国王的长袍，把他的皮带想象成士兵的手枪皮套。我穿着他的汗衫睡觉，闻着他衣领上的味道来平息自己对黑暗的恐惧。

　　可过了没几年，我就开始希望父亲脱下粗纹棉布的衣服，换上卡其布做的衣服；希望他甩掉工装靴，穿上休闲漂亮的鞋。我不再穿着他的衣服睡觉，并且最终开始幻想自己有另外一个父亲。我将自己的社交失败都归咎于父亲的着装。当男孩子们欺侮我的时候，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看见父亲去遛狗的时候没有穿衬衫，还戴了顶牛仔帽。我觉得女孩子们之所以在背后讥笑我，完全是因为她们看见他穿着牛仔短裤和黑靴子修剪草坪。那些女孩子家里则是雇人来替她们修剪草坪——我肯定她们雇的人都穿得比父亲体面；而她们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却穿着柠檬黄的运动衫和昂贵的凉鞋，驾着游艇在海湾畅游。

　　父亲这一辈子只买过两套西服。他宁愿穿便于在汽车底下活动、便于在坏了的美泰克电器后面挤进挤出的衣服——这些地方总是让他觉得很惬意。但在父母结婚2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父亲和我一起去了西尔斯商场，试了一下午的西服。他试穿每一套西服的时候，都会走到镜子前，微笑，点头，询问价格，然后伸手去拿第二件。他试了也许有十套西服，然后才和我开车去了一家折扣店。在那里，他试都没试，就买下了一套西服。那天晚上，母亲说，她从来没见过一个比父亲还帅气的男人。

　　尽管后来他是穿着那套西服去参加我的八年级颁奖宴会的，我却希望他还不如待在家里。我们回到家后，他一边换上洗得发白的红色汗衫，一边表扬我的获奖和我的性格。就在他走进车库去洗那一滚筒的脏衣服时，我问了那个即使在14岁的我看来也觉得残忍而错误的问题。“你为什么就不能像我的朋友们的父亲那样穿得‘好’一点呢？”我问。他伤心、震惊地看着我，思索着该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喜欢我的衣服。”说着，他就走进车库，关上了我们俩之间的那扇门。一小时后，母亲冲进我的房间，责怪我是一个“不知好歹的孩子”。在随后的数年里，这句话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中。

　　当我成熟一些之后，我意识到女孩子们之所以疏远我，不是因为父亲，而是因为我自己。我意识到母亲之所以责怪我是因为父亲不愿意这样做。我很快就意识到，他那天晚上真正要告诉我的是：有许多东西比衣服更重要。他说他不愿意在自己身上花一文钱，那是因为要满足我的需要。那天晚上，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我儿子，我只有舍弃自己，才能让你过得比我好。”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穿着他和母亲那天刚刚一起去西尔斯商场买的西服来参加典礼。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似乎比印象中更高大、更帅气，也更令人难忘。当他从其他同学的父亲身旁走过时，那些父亲们都给他让道。这当然不是因为那套西服，而是因为他。

　　那些医生们和律师们从父亲的昂首阔步中看到了自信，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骄傲。他们走近他的时候，都对他谦逊有礼、尊敬有加。回到家后，父亲脱下那套西服，将它又放回西服袋里。一直到他的葬礼，我才再次看到那套西服。我不知道他去世的时候穿着什么衣服，但是当时他正在上班，所以他应该穿的是他自己喜欢的衣服，想到这一点让我感到很欣慰。母亲想让他穿着那套从西尔斯商场买来的西服下葬，但我说服她不要那样做，并且立刻送了一条旧牛仔裤、一件法兰绒衬衫和他的靴子去殡仪馆。

　　葬礼那天早晨，我用他的随身小折刀在他的腰带上挖了另一个孔，这样，父亲的腰带就不会松松垮垮地挂在我的腰上了。然后，我从他的衣橱里取出那套从西尔斯商场买来的西服换上。我最终鼓起勇气，站到他的穿衣镜前，审视自己。穿着父亲那套宽大的西服，我显得既矮小又无足轻重。像我小时候那样，那套衣服再次挂在了我瘦弱的身上。父亲身上的味道飘了上来，抚摸着我的脸庞，但却没能为我带来慰藉。我不确信的不是父亲的精神境界——几年前我就已不再是不知好歹的傻小子了；不，我不确信的是我自己，我自己的精神境界。我在父亲的穿衣镜前站立良久，直面镜中的自己，流着泪，竭力想象自己长大到能撑起父亲衣服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