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牙齿败落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新生力量的崛起。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每长一颗新牙。似乎就要去诊所拔掉一颗坏牙：当我所有的牙，都脱落一遍之后，我依然是诊所的常客。

　　我记得整个去拔牙的过程，就像记得牙齿的疼痛一样。常常是父亲跟学校匆忙请了假，然后回来吼叫着让我穿好衣服。别瞎磨蹭。看我捂着腮帮小猪似的哼哼着，终于急了，冲过来将赖在床上的我。一把拽起来，三下五除二地就把一件外套给我穿好。我也不理他，趿拉上鞋子。梦游似的扑嗒扑嗒向外走。我以最顽固的姿态和最得意的冷漠，将父亲不可一世的强硬做派。击打回鼓胀的肚中去。我歪斜着脑袋，眼睛懒洋洋地溜着他有节奏地起起落落的脚跟，手依然捂着半张脸，口中像是一个念经的老和尚，发出持续不断的“哼哼”声。

　　等到了诊所，在一片嘈杂里。我才被一股刺鼻的酒精味熏醒，有时候睡得死。需要父亲拍一巴掌，才惊醒过来。牙齿的疼痛，再一次袭来。我又重新变成一头哼哼唧唧让父亲厌烦的小猪。常常不等大夫来叫。他就直接把我抱到躺椅上去。而后强行掰开我的嘴巴。让利剑似的一束刺眼的光芒，直直地照射进来。我的嘴，在他钳子般的手中，可怜地大张着，我丑陋的坏牙、我上下两排歪七扭八的残兵败将、被坏牙挤得无处可逃的新牙……所有我不愿示给他看的口中秘密，全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他的面前。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或者即将顺着头浇一通沸水，褪去全身羽毛的公鸡，除了坐以待毙，便再也无路可走。

　　但我不愿这样轻易地向父亲服输。我总是用震天的吼叫，试图逃窜的双腿，紧紧闭上的嘴唇，来表达自己对麻药失效的抗议。他早已习惯了我的鬼哭狼嚎，只死死地钳住我，让大夫尽管下手。有一次，我挣脱掉了他双手的捆绑，嘭一声跳下床，又踢飞了大夫的一箱药，跌跌撞撞地跑到大街上去。他一边吼叫着让我“站住”，一边飞快地追过来。安静的石板路上，很快被我的狂奔弄得鸡飞狗跳起来。许多的孩子，不知从哪里突然间冒出来。站在路边上，向我高喊“加油”，镇上的人们全在哈哈地笑着。而我，被这笑声鼓舞着。愈加带劲地奔跑着，让身后气急败坏的他，几欲炸裂。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我被父亲成功捉拿了回去，他轻而易举地将我夹在腋下，大步流星地返回到诊所里去。我再一次被挟持上恐怖的“手术台”，任人刀俎。我口中一颗颗的烂牙，就是这样，被父亲和大夫这两个“凶手”，一一拔掉，扔进记忆的废纸篓里。

　　当我被他挟持到“手术台”上去的时候，年幼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30年后，父亲经历了与我一样的痛苦。他的牙齿，在60岁那年，开始一颗颗地松动。而几颗时不时跳出来兴风作浪的龋齿，更是让他受尽了折磨。他很少对我提及自己的牙齿。只在疼的时候，吃点止疼的药片，便忍过去了。

　　我工作忙碌，常常将父亲的病痛忘记。直到那次他来北京看我，临走的时候。他的牙疼病又犯了，我这才坚持着无论如何都要，带他去最好的医院看牙。他听了慌忙地腾出一只手来，朝我摆道：“不用不用，老毛病，用不着治的，其实来时就该拔掉的，一着急就给忘了。这次回去一定拔掉。”我看着他痛苦扭结着的眉毛，不由分说地就换好衣服，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对他说：“别再说废话了，现在就去医院。”一路上，他捂着牙，却一个劲地说还是回去吧，这里医院太贵了，我回镇上去拔，花不了几块钱的。

　　医院里塞满了痛苦不堪的病人。挂上号，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我的手机突然铃声大作。看看号码，竟是社长。原来是一篇稿子发的时候署错了一个重要领导的姓名。我给社长连连地赔不是。保证下次再也不会出错了，然后恼羞成怒地挂了电话，气冲冲走回去。刚一推门进去，便听到一个尖利的女声连珠炮似的嚷着：“你这人怎么搞的，年龄大了耳背还是脑子糊涂了，我叫了快20分钟了。你还傻子似的呆在座位上！你知不知道医生的时间有多宝贵啊？！”

　　循声望过去，便看到父亲边捂着半边脸，边痛苦地点头道着不是，脸上带着极鲜明的卑微和小心。视线在人群里躲闪游走着，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落脚的地方。我心头被社长强行按下去的怒火，终于在这个一脸鄙夷的护士的吵嚷里，腾地燃起来。我几乎是一步就跨到了她的身旁，朝着她吼道：“你们医院就是这样对待病人的吗？！他没听见怎么了？他就是年龄大了耳背怎么了？！请为你侮辱他的语言道歉！现在，立刻道歉！否则。别怪我这记者将你们的恶劣素质曝光！”

　　我们的周围，很快地聚拢了一群看热闹的人，护士的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最后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将她原谅，依然不依不饶地，要求她给予道歉。父亲显然被我胆敢跟一个庞大的医院争吵的张狂给吓住了。

　　许多的人，看着我们，好奇和淡漠交织而成的窒息的视线，将我和他，一圈圈地捆缚住，直到最后，他缩成一只孤寂的蛹，而我，则再一次爆发。要求护士给予道歉。

　　最终，医院的领导闻讯赶过来，代替女护士道歉，且安抚性地将他带到一个牙科专家那里。

　　医生很快地做出决定，要立刻为他拔掉两颗完全坏掉的牙齿。他躺在一个倾斜的椅子上，微闭上眼睛，等待医生来打麻药。我倚在旁边的沙发上，看着父亲像一只可怜的小兽，捆绑在上面，等着面无表情的医生任意处置。我想起许多年前，我的牙齿被糖吃坏的时候，他也曾这样将我挟持到床上，又强行掰开我的嘴，让大夫恐怖的探照灯无遮无拦地射进来。那时的我，用震天响的干嚎和暴突的青筋，向他表达着我的不屈的意志。而今，时光将我们颠倒，他却那么安静地躺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声响，疼痛是海下隐匿的激流。我看不见，却知道那里有波涛暗涌。

　　我起身走到他的身边去。麻药的药效或许不强。他的胳膊在大夫叮当作响的手术钳下，微微地颤抖着。我像很多年前他曾偶尔对我说过的那样。柔声地看着他微闭的眼睛，说：别担心，疼痛很快就会过去。我看见他核桃一样皱缩蹙结的脸，在这句话后如一片雨后的叶子，缓缓地，柔顺地，舒展开来。我转过身去，走到窗前，假装整理自己的公文包，我低着头，将包里所有的东西拿出来，又一件件地放回去。我想我和他，都需要这样短暂的时间，拭去流出的泪水。还给彼此一张平静如昔的面容。

　　而我与父亲，就这样在牙齿的败落中，于时光无人注意的角落。悄无声息地，置换了彼此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