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妈妈温婉娴静，从不厉声呵责孩子。每逢妈妈上日班，灯亮时分，我和哥哥会趴在窗台上聚精会神的望着楼前通往车站的小路，有没有妈妈下班回家的身影？开门钥匙声音一响，我们会跳起来“妈妈回来啦！妈妈回来啦！”更让我们欢喜的是妈妈经常会从包里拿出一本新的《小朋友》，后来是《儿童时代》，不像爸爸包里永远是《支部生活》（哥哥戏称“活生簿子”，只有最后一页漫画“小品文”好翻翻）。医院上三班的妈妈虽不能每天与孩子见面，但桌上、枕边总有新书让我们惊奇。女孩子长大了，桌上悄然躺着本《经期该注意些什么》的小册子，把这一特殊时期的敏感话题说得明白清楚。60年代中后期，许多书都被打成大毒草，孩子们闹“书荒”。妈妈买来了一套（中国青年出版社66年版）供青年自学的生理卫生小丛书《你知道吗？》三册，200多问，通俗易懂的卫生常识读物，伴我们度过一个只有知了叫的夏天。再大些我们就在书架找妈妈的书看。找到过一本徐怀中的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一本（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再有就是一些医学书《小儿科护理学》、《中医学概论》、《实用内科诊疗手册》、《家庭病床护理》、《临床实用药物手册》等等，半懂不懂的，看多了一些英语、拉丁语医药处方常用语诸如Tid（每日三次）、Bid（每日二次）、a。c。（饭前服）、brown mixture（棕色合剂）、“医嘱”、“药物禁忌和毒副作用”等竟也耳熟能详了。

　　妈妈并没有打算把我们培养成医生，她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但从我们识字不久就鼓励我们写日记写信。她会很耐心地去读，有时还会指出一、两个错别字。比如，我三年级一篇日记写道：“我们新来的算术课代课老师姓王，是女的，她上课时讲着讲着就煞不住了，又要讲上海话了，可能她平时讲惯了”。妈妈笑着说：又不是开车，怎么会“煞”不住呢？应该是“熬”不住吧？逗得我也捧腹。那个年代家里有人在外地是很普遍的。舅舅50年代去东北一所大学念书，毕业后留校任校刊编辑。爸爸60年代支内在皖南。家中常有书信往来，读信、写信成了妈妈布置给我们雷打不动的任务。读信是为年迈识字不多的外婆读信。舅舅性格豪迈，信上行草龙飞凤舞，常常一写七、八页，十几页；爸爸一生谨慎，写信字斟句酌，讲究文法，不超过薄薄一页练习本纸；再后来70年代，哥哥去内蒙戍边戍垦……每封信都要回的。妈妈一开始教我们先打草稿，给她看一下，再誊好寄出。如有一次我给爸爸回信，讲述上海的天气：“这几天天气很不好，温度一会儿降低，一会儿降高”。妈妈说天气怎么会“降高”呢？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渐渐地妈妈不看了，渐渐地可以不打草稿直接写了，再以后妈妈放心让我们独自回信她不一定每封附言了，只偶然会提醒一句“不会用的字查查字典哦！”

　　很多年以后自己才明白，妈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只鳞片爪的医学术语、通顺的文字和写日记、写信的习惯，更是经常梳理自己的想法，也不止是时髦的计算机术语“整理碎片”，而是终其一生的格物致知的学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