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不论什么理由，不孝都不是借口。

　　一

　　 感谢今年夏天的那场暴雨，还原了真相。

　　 7 月26 日，我出差从北京回广州。因为没买到直航的机票，又要赶着回去上班，我选择了在长沙中转。

　　 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在长沙。长沙飞广州的飞机，等了足足三个小时，依然没有起飞。闪电劈开天空，外面暴雨如注，鬼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起飞，我决定干脆先不走了，回家看看老妈去。

　　 坐了从机场开往株洲的最后一班大巴车，到达株洲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了，我打个车直奔家里。到家时，疑心老妈睡了，我直接掏了钥匙开门——2005年，去广州工作之前，老妈特地嘱咐我要带上家里的钥匙，她说，人在外面漂着，有把家里的钥匙，心里就踏实。

　　 一个人在外面又苦又难觉得再也混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想老妈的这句话，像她说的，怕什么，大不了就回家。她的这些话一直都是我最安全的底线，直到2008 年我有了男朋友之后，以前被叫做“家”的那个地方变成了“老家”，我知道，我可能再也不会长久地住到那里了。不过，钥匙却被我一直留在了手上。

　　 钥匙塞进锁孔，轻轻旋转，我推开了门。可是，我的一只手却停滞在了脱鞋的动作上。房间里没开灯，电视早已没了节目，只余下没有声息的雪花点在屏幕上闪动，灰白夹杂，正映着对面沙发中沉沉睡去的老妈——她蜷缩在沙发上，脚上的拖鞋掉落了一只，还有一只半挂在脚上。曾经年轻的她，总是要揽着我的肩膀，带点嘲笑地指指我的头顶，还不够她下巴的位置呢。她怎么就一下子变得这么瘦小单薄了呢？屋里潮湿又黏腻，大概是出了汗，她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一切都静悄悄的，只有墙壁上那只模样老旧的石英钟在走，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

　　 我重重地吸了一下发酸的鼻子，她惊了一下，醒转过来。看到我意外出现，她半错愕半高兴地对我说，怎么招呼都不打就回来了，接着慌里慌张地趿拉上拖鞋，一边走过来接我手里的东西，一边擦嘴角的口水痕迹：“人老了，糊涂了，看个电视都能睡得流口水。”有些疑问溜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就在我上飞机之前给她打电话时，她还在电话那头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她今天刚去泡过温泉，晚上准备舒舒服服睡一觉。很明显她没去泡温泉，是没成行，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计划？我心里的疑问还有很多。

　　二

　　 每次听到电话那端她快活的样子，我的心一下子就晴空万里。从小到大，不管遇见什么事情，母亲总是活得乐观又充实。哪怕父亲肝癌去世，我也没见过她愁苦满面的样子。给父亲料理完丧事，我不顾老妈的劝阻，把她接到广州住过一阵子。

　　 那时候，我跟肖勇恋爱一年多，我们租住在天河区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里。临走前，我要把父亲的遗像带着，老妈不同意，她说看不到父亲照片更好，省得惦念他。我没答应。我知道他们俩过了一辈子，父亲突然走了，她肯定不习惯，带着父亲的遗像，至少可以让她在想他的时候还能看一下。我和肖勇工作都很忙，我做媒体，经常要跑到很晚才回家；肖勇做IT，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我怕老妈担心，特地去装了有线电视，还硬塞给她五百块钱，让她去跟小区里那些老太太们一起搓搓麻将。

　　 有天下午，我采访时崴了脚，跟主任告了假回家。还没走到小区的小花园，就听到一帮老太太们把麻将搓得哗啦响，间杂着笑语欢声，我想，老妈这下找到组织了！可是当我走近，转头望向那个小花园时，老妈正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排椅上，望着几株扶桑花发呆，离她三四十米处，那帮打麻将的老头老太太们正在用粤语叽里呱啦地说说笑笑。

　　 我走上前，拍拍老妈的肩，这时我才发现，她怀里正抱着父亲的遗像。我想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但是，话却卡在了喉咙里。从那之后，再有需要加班的采访，我尽量跟主任告假。这样的情况多了，我开始明显感觉到主任的意见。而工作量的减少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我那个月的收入从七八千元一下子减到了两千多。发工资的那几天，肖勇明显有些不开心，因为他想两个人赶紧攒钱，好把房子给买了，然后准备结婚。

　　 起初，肖勇对放在客厅里的遗像没有什么表示，但是一个半月后的一天，他似乎是鼓足了勇气，又欲盖弥彰地指着放父亲遗像的博古架位置说：“小娟，你说要不要在这里放一盆绿萝啊？”我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同时放大了声音说：“不行！”声音放大是为了让老妈听到。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最终促使老妈离开了广州。总之，一周之后，老妈回了株洲，临走前，她还给了我两千块钱，我给她的那五百块钱就在里面，原封未动。

　　 老妈再也没有跟我们住到过一起。不过，自从从广州回去，她倒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电话打过去，不是和朋友在附近爬山，就是正在朋友家聚餐，又说要跟随区里的老年模特队去大连表演，她说她这才叫一个如鱼得水。在广州跟着我人生地不熟，但是在老家不同，这里有她交往了大半辈子的亲友。她说，她现在想开了，该吃吃，该喝喝，把以前亏欠的日子给补上，我举双手表示赞同。我只怕她孤单，只怕她觉得此生有憾，生活挤得满满当当的才好。别人都担心老人家空巢在家无所事事，闲出一身病来，只有我，总得打电话回去约束她：“玩归玩，身体最要紧啊！”可是，在这个大雨滞留的夜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老妈的生活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吗？

　　三

　　 第二天一早睁开眼，我最爱的牛肉粉已经买回来放在桌上。“吃吧！”她给我打包，“时间太紧，没什么可给你带的。”她装了一兜干汤粉，又装了一袋子豆丝，都是我爱吃的土特产，把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的。

　　 出门的时候，她说：“不送你去车站了，今天我忙着呢，约了老朋友们去跳舞。”拖着行李箱走到楼下，我回头看了看楼上的窗户，老妈正站在窗户边注视着我。看到我转身，她赶紧摆手，示意我快走，接着她转过身，离开了窗前。我走了十几步，再回头，却又看到她站在窗前眼巴巴地看着我。这次，我朝她摆了摆手。给她打电话：“走了。”她嗯了一声：“走吧。”

　　 九点多的时候，老妈从小区里走了出来。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和人群，我偷偷地跟在她的后面。是的，我没走，我改变了行程安排，只想弄明白她的一天究竟是如何度过的。

　　 十点，她去了菜场，花了大半个小时在菜场里转来转去，最后买了一小把青菜。出了菜场，她就径直去了江堤公园。早上的江边，风猎猎的，老妈就坐在江边的木头凳子上，看着老年舞蹈队的人跳舞，吃随身带着的苹果。偶尔逗逗路过的小狗小猫，或者和推着婴儿车的老大妈搭上三言两语。两个多小时里，她一直这样打发着时间。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傻：家里的几门亲戚早举家随儿女迁去了临海和发达城市，她工作几十年的厂子倒闭后，几个要好的同事来往得越来越少。我怎么就轻易相信她描述的那些满满当当的生活呢？

　　 一点多，人渐渐多了起来。我看着老妈的背影，她到底老了，背有点微微驼起。风吹起来，她那单薄的灰白头发在风里像一把稻草。

　　 这时老妈终于起身活动，她径直走到公园角落里的一个女人面前，看得出来，她们很熟络。老妈顺势坐在她面前的小板凳上，就絮絮叨叨地说开了。隔得远远的，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是她想要说的话，显然汹涌成潮。她几乎没有停歇地说啊说啊说啊，我远远地看着她的嘴巴一动一动的。我从来没想到老妈的话竟然如此之多，她一贯对我言简意赅，主题明确，从不拖泥带水，她也一直都是这么教育我的。

　　 我瞅了瞅周围，除了老妈，角落里还零星地坐着几个年龄不等、面相和善的女人。她们的面前，也坐着一些人，多半是些老人，他们坐在女人面前，焦急地诉说着。而离我最近的一个女人，她的脚边，立着一个小瓦楞纸板，上面写着：陪聊天，一小时十五元。

　　 我愣住了。老妈该是有多少话，想说没人可说，又没人可听的？

　　四

　　 没有舞蹈队，没有模特队，没有充实得快飞起来的生活，甚至连个坐在对面说说话的人都没有，原来什么都没有。原来每次讲着讲着电话，她急匆匆地挂断我电话，也从来不是因为要去玩，而只是不想让我挂心。

　　 我疾步走到老妈面前，刚喊了一声“妈”就泣不成声了。她有些手足无措，我拽住她的手就走。后面的那个女人说：“哎，还没给钱呐！”我塞给对方一张二十的票子，拽着老妈朝家里走。我一边走一边哭，她在找话题，一个劲儿地说：“你怎么没走呢？”“你看看你这孩子！”“你说你哭什么啊？”最后，她小心翼翼地说：“唉，也不是没朋友，以前也活动着的，就是觉得，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我陪她去菜市场买了菜，挽起袖子下厨房，做了她最爱吃的梅干菜扣肉，又温了一壶老酒，我们面对面喝着。我看着墙上的钟，它还是滴答滴、滴答滴地走着。这一刻，我和她，就像是站在时间的两头，我正年轻，她却已经老去，一点点地，老得像一个懵懂的小孩。

　　 那天晚上，我陪她坐在沙发上翻旧相册，一张又一张地，跟她回忆以前的事情。她睡后，我偷偷打电话订了机票。这一次，我没有征求她的意见，也没有跟肖勇说，但是我笃定了心思，我不能再让她一个人待着，因为来日并不方长，我不想失去她之后再去后悔我没有好好孝顺她。以后的日子里，也许会有困难，也许会有矛盾，但是一起经历和承担，总好过天各一方地隐瞒和思念。当天晚上我就收拾东西打好了包。第二天，她一万个不愿意随我走，怕我忙，怕肖勇不高兴。我说：“如果我又忙不过来了，就给你报个老年大学，你去学个国画啊、书法啊、粤语啊，将来才有机会提高你外孙的素质！事情很多啊，你忙不完的。”她还想说，被我打断了，我指指地上的包：“快，提着，跟我走！”长沙的雨停了，飞机舷窗外的天，蓝得很，老妈靠在椅背上，轻轻睡着了。我期待着即将在广州开始的新日子，我要和她在一起，一起经历，一起生活，把那些流失的时间，一点点地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