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黄仁宇在成都中央军校聆听了蒋介石的演讲。他在回忆录里说：“我们听到‘我们的校长’要来时，整个学校一片骚动。我们把整个学校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四处擦擦洗洗，给每个器具上油……等到我们见到本人，失望到了极点，简直无法以文字描述于万一……蒋介石的态度既不敏捷，也不坚定，他动作缓慢又刻意。他的演说既无冒险精神，也欠缺想象力，只有枯燥无趣。”原来领袖是人不是神。

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间，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作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被派驻延安。作为共产国际的重要成员，其身兼联络员、情报员、塔斯社记者等多重使命，精明干练，机警灵活，不仅善于察言观色，且忍耐性强。其中文名字为“孙平”。抵延安后，他经常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毛与之无话不谈。据毛的俄文翻译师哲《在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载：“每次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孙平总要同我谈谈他的体会、感想，他同我谈得很好。他很尊敬毛主席。”弗拉基米洛夫于1953年9月10日在莫斯科病逝。在他死20年后，其子据他的日记整理出版了俄文版《中国特区（1942—1945）》一书。此书一经面世，即引起学界关注，被视为研究共产国际与苏联同中共关系的一手资料。

此书出版中文版时，定名为《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其1943年2月7日记录康生宴请苏联住延安专家小组时说，上的菜肴有七十多道，美不胜收：“有色拉、卷心菜、鸭子、不同烧法的肉，鲜美的海味。”同时还描述了毛泽东吃海参一段：“看，海参端上来了。毛泽东猛然起身，小心翼翼、郑重其事地夹起一块海参，站着就吃。他的神情庄严肃穆，好像是在宣誓似的。”这样的记录字里行间透露出了一种“大不敬”，或与出书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的冰点期有关，但仍属记者的眼光。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里，绝无此类描述，其多为访谈。斯诺甚至没有到过延安，他到的是保安（今志丹县），距延安尚有几小时的车程，真正到过延安的是他的夫人海伦。

重庆谈判时，《大公报》著名女记者彭子冈于1945年8月29日刊出所采写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一文，一时为人争读，成为《大公报》的名作。其间有记述道：“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走进张治中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到1957年，这篇名作却成为彭子冈“恶毒诬蔑领袖”的罪状，理由是她把“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写成了土包子。彭不服：“我是在有意地表现毛泽东是多么谦虚、平易近人。让读者看看，这位伟大的革命者是来自民间的书生，这难道不也是事实么？”但她还是被定为了“极右分子”。此时，需要的已非“平易近人”，而是神话。神明与凡胎之间，必须拉开天壤云泥的距离。伏羲母踩巨人迹而受孕，后稷母见巨人迹而受孕，大禹母见流星过而怀之，契母见燕子掉卵而受孕，总之不能够一般化。

1945年，柳亚子为表达对毛泽东的敬重，以“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古习，治印两方，一枚曰“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一枚曰“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柳殁，两章作为文物被革命博物馆收藏。1966年，贴着这两枚印章照片的卡片被人发现，如此对领袖的大不敬，简直罪行滔天，十恶不赦。事情报至康生处，康连发三道批文，欲严查“反动印章”。故人已逝，迁怒无辜，时任革命博物馆馆长的李兆炳可就大祸临头了，其数遭踩杠酷刑，手脚皆被折碎。《后汉书·祢衡传》说祢衡一向目中无人，惟瞧得上孔融、杨修二人，尝言“大儿孔文举，小儿杨祖德，余子碌碌，莫足数也”。此为尊崇，并非贬辞，精通历史掌故的康生是知道这一点的。

毕星星先生在《遥远的倾听——上世纪中叶的乡村民谣》一文中，记录有解放初期晋南地区流行的一首民谣：“哐，哐，齐哐齐，你妈嫁给毛主席。毛主席，没有钱，你妈嫁给老阎。老阎没党，你妈嫁给老蒋。”那时对毛泽东尚未神话，“毛主席，没有钱”，并非磕碜之语，甚至在溢美清廉。类似的民谣，我幼时也听过，但有所不同：“哐，哐，齐哐齐，你妈嫁给二战区。”“二战区”长官即老阎，阎锡山。毕先生又写道：“大致到1950年代后期，村里人说话也小心了。谁要是对毛主席略有不敬，旁边会有人立刻提醒：别胡说。”

民间历来有“背后议朝廷”之说，《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云：“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到了陈胜吴广，垄上耕夫更是狂言“王侯将相，宁有种夫”。把领袖不当回事的时代，定是政治清明之岁月。1941年，延安打雷劈死“代县长李彩云与一头毛驴”，毛驴主人发牢骚：“老天爷不开眼，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追查，毛阻止道：“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事后，经人调查，发现是由于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导致的气话，之后遂有了“精兵简政”、“南泥湾开荒”。

哈维尔说：“在民主和专制之间，最终的较量是人格。”而对待领袖的态度，其实也是民主政权和专制体制的本质区别。“二战”结束后，带领英国人民走向胜利的丘吉尔却被无情地抛弃了，丘吉尔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斯大林则幸灾乐祸道：“丘吉尔先生，是你领导英国打赢了战争，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自己的民族英雄呢？你看在苏联，谁敢罢免我？”丘吉尔对曰：“斯大林先生，我带领英国人民打赢战争，不就是为让英国人民能够继续拥有罢免我的权力！”丘吉尔此时功退，至少还留了个千古隆名，未被继任者“三七开”分割，此正应了《道德经》所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