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脑，未必有思考，有思考，未必有思想。有思想者，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人的独立不光在经济上，还体现在思想上。没有思想的独立，对于个人，其结果必然是人云亦云，跟风盲从；对于集体，则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夏目漱石说出了多数人的状况：“你看看大家的言行，基本上是愚蠢的，除了自己眼前的事，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劳顿使他们无法思想。精神困惫和身体衰弱，不幸同时降临，道德的败坏也接踵而至。为了吃饭活命而干的职业，很难有什么诚实可言。”但人又是有大脑的动物，思考的功能与生俱来，于是便有了依附宗教寄篱、就范党意翼下集体无意识。

一个群体的形成，最终因为一个思想，但要使之凝聚，必须泯灭众人的思想，强迫其统一意志，规整口径。要么发声分贝高过众人，要么以强压使众人静音。于是便有了意识形态上的高度垄断，行动上的军事化管理。“一灯能破千年暗，一智可灭万年愚”，一旦异端的思想散播，大厦必倾，道路必坍。罗素曾言：“人类对思想的畏惧，远超过世上其他事物——不仅超过毁灭，甚至超过死亡。思想无情地对待特权、既有体制与安逸习惯；思想往地狱深处窥视，面无惧色；思想看见人类这种微不足道的生物被深不可测的沉默重重包裹，但它仍傲视一切，宛如宇宙主宰般屹立不摇。”思想禁锢是专制统治的前提。

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明。纵使如此，仍有不屈的探索者，在荒凉的野径上赤脚流浪，前方满是拦路的荆棘，这是思想者必须付出的代价。李贽反对思想禁锢，其学遂被指离经叛道，异端邪说。李贽在《焚书》卷四感慨自己的平生：“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其学说被认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因此下了大狱，后又被赐自尽。布鲁诺因批判经院哲学，宣传日心说被捕入狱，最后由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宗教裁判所还告诫人们：“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思想是有脊骨的生命，甚至就是阿伦特所言的“只在身后留下一个故事，从而只能在生命完结之后开始存在”。李贽、布鲁诺思想的传播大致也如此。

每一首歌都给人以悲伤，仿佛要将歌者吞噬。然思想者痛苦，亦快乐。剧作家梅特林克在《沙漏》中说：“在思索的瞬间，我们才真实地活着，沉思是生命中唯一敏锐的瞬间。一切思想必是忧郁的，尘寰之中，人的命运仅只是悲剧，终于悲哀、痛苦和死亡。然而，一位美国哲人曾说：‘宁与柏拉图同悲，不与槽猪同乐。’”我们已习惯黑暗，以为黑暗就是光明，为此朱光潜委婉地告诫青年人：“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所以还能认识出来这漆黑的天空者，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所散布的几点星光。朋友，让我们珍重这几点星光！让我们也努力散布几点星光去照耀那和过去一般漆黑的未来！”

思想便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几点星光，但更多时候是一轮冷漠的月亮，注视着上元夜的喧嚣男女。1956年9月，在伦敦的陈源致函胡适，转达了中央的意见。大意为：大陆对胡适的批判主要针对他的思想，而非个人。如果胡适回去，仍会受到欢迎，且来去自由。胡适回信道：“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兀然心似醉，不觉有我身，此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另一种表达，此即辛涅科尔“是的，对于宇宙，我微不足道；可是，对于我自己，我就是一切”的简言之。何为“来去自由”，给人以自由者，惟有思想。外表热络的胡适，内心实则一轮冷月。

思想者的倔强，如顽石的棱角。1950年代，熊十力曾言：“中国哲学会要我作委员，我和他们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画家唐云则诘问政治讲习班领导：“思想是自己的，怎么可以改造?”那时，思想在中国是一种罪，熊十力本身便是思想者，而唐云正是画家里的思想者，仅此一言，足以否定一个时代的妄想。思想者不是职业，画家可以是，科学家可以是，神学家、文学家也可以是，士农工商、贩夫走卒皆可以是。思想者的贡献，可能是连篇累牍，也可能是只言片语。思想者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状态，是孤往于缺氧区鳃片的微微翕动，是陷入绞思春藤的纠缠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