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2月，正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胡适，将他的一份讲义加以整理，出版时名曰《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将中国哲学历史从上古时代直接切断，将三黄五帝等上古时代的历史删除，为此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序文中对其大加赞誉：“以扼要的手段，也就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在当时无疑是开天辟地的。”然《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下半部付之阙如。于是，黄侃借此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调侃胡适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学生忍俊不禁。这段妙语的灵感，大概源自纪晓岚的一个掌故。相传某次，纪晓岚正有烦心，一太监非要纪讲个故事听听，其被缠不过，遂讲道：“从前，有一个太监。”就说一句，便不开口了。那太监催促道：“讲啊！”纪晓岚说：“完了。”“太监‘下面’呢？”纪两手一摊：“太监‘下面’，嘿嘿，什么也没有了。”

    何以“下部没有了”呢？梁漱溟认为：“他（胡适）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学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作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赵朴初《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文中也说：“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胡适对此也心知肚明，梁实秋证实：“胡先生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功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义并无好感。”

    1928年6月，胡适以《白话文学史》为名，又出了半部著作。此次，胡适在前言中信誓旦旦、言之凿凿道：“这部文学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内继续编成的。”但事实是，他又食言了。林语堂幽默道：“胡适先生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近来他米粮库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总是公开的了。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客商、强盗乞丐，都得进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猖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问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到了夜阑人静时，才执笔做他的考证或写他的日记。但是如此，他遂善做上卷书。”陈衡哲则为之惋惜：“林语堂说胡适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这话幽默而真实。胡先生太忙了，少去证婚，少去受捧，完成未完的下卷多好！”

    这次的理由是“忙”。胡适已然名士，朋友遍天下，且为人好交，又善尽主谊，有成人之美，不光做过赵元任与杨步伟、蒋梦麟与陶曾谷的证婚人，还做过徐志摩与陆小曼、沈从文与张兆和的介绍人，晚年移居台湾，仍乐此不疲为《自由中国》同仁马之骕做了一回证婚人。1917年他从美国回国时说过的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学术的立誓已然过去式。弘一法师说：“德胜者，其心平和，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见人皆可取者，朋友必多，胡适无疑属前者。人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必须走的，一条是想要走的，就胡适而言，世事是必须走的，学术是想要走的，哪条路走得更远，不好评判。他的现实成就，学术之外，在理校、外交、倡导新文化、坚持自由观等方面，皆秀出班行，不同凡响，民国以来，仅此一人。胡适的历史地位，思想超越了学术，人格超越了作为。胡适本身就是一部全书。

    有才而性缓，定属大才，有智而气和，斯属大智。胡适若只考虑数量，不论质量，下半部也好继续，但他所持为宁缺毋滥操守，写书考虑的是传世。批判胡适时，沈从文曾说：“胡适实际上很浅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他一会儿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看了他的学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虽说话糙，却也反证了胡的严谨。但半部书终还是遗憾，1962年胡适逝世，有挽联仍念念不忘此事：“哲学史，卒未完成，一代宗师此遗憾；语体文，力为倡导，万邦人士有隆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