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师范毕业生去一所乡村小学实习，和学校的领导、老师处得很不错。转眼间，一个月的实习期结束了。欢送会上，彼此依依惜别，气氛融洽。最后，校长一再要求他给学校工作提意见。此君虽然深谙“见好就收、适可而止”的处世之道，但还是被校长的真诚所打动，鼓起勇气说：“其实嘛，咱们学校其它方面都无可挑剔，只是男教工厕所的茅坑有点小。”话音刚落，刚才还笑容可掬的校长脸色突变：“哼，小，既然说小，怎么30天也没见你尿满？”。   　　东林书院有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道出了古代读书人“天下人管天下事”的处世理念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诸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杨继盛等刚正不阿、直言善谏之臣。他们抱着一颗赤子之心，用正义的声音匡扶社稷、体恤百姓，赢得了赞誉，从而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人有一张嘴，除了吃饭就是说话。然而，曾几何时，我们的嘴逐渐削弱了它说话的社会属性。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微妙的场合，面对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我们习惯于随大流、打哈哈，甚至闭目塞听、哑口无言。就连我自己，在某些不得已的地方，也常常无可奈何的扮演着若干人的角色。即便在自己的QQ空间里也小心的把握着分寸，取“精华”、去“糟粕”，不敢越雷池半步。   　　毛泽东说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可究竟是谁让我们守口如瓶、惜字如金，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寻根溯源，我想无非两种可能，听话者和说话者自己。   　　就拿伯牙绝弦的故事来说，钟子期死了，伯牙即使能奏出再高妙的曲子来，又有几个人能听懂他的弦外之音？又有几个人愿意去理会他的丝竹鼓噪？ 就像那个看似磊落坦诚的小学校长，在他一再央求你开口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发出了让你住嘴的信号，至少已经堵上了听真话的耳朵。可不巧的是，那个涉世未深的实习生刺耳的声音却生生往他耳朵里钻，难怪他要原形毕露、暴跳如雷。说明白了，他之所以一再执拗，只是因为好话还没听够，可那个倒霉蛋却因为悟性太差而拍到了驴蹄子上。   　　常常是这样一种情况，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一边假惺惺地洗净了耳朵，甚至不遗余力地搭建起一个平台，让我们开诚布公、畅所欲言。一边又竖起耳朵，机警地捕捉着我们的声音信号，并深入分析着其中的成分。顺耳时，洋洋自得、心花怒放，间或的假谦虚几句。逆耳时，哼哼哈哈，敷衍塞责，甚至立马变脸、现场直播，弄得你难以下台。这种人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主要是因为他们很强势，不是你的老板就是你的相对权力人，诸如小区物业、孩子老师、片区执法人员等等。他们总是处于这场心理战役的制高点，不是绑架着你的金钱、职位，就是胁迫着你的居所和孩子。所以，在这样的反复较量中，我们终会败下阵来，要么投其所好、哗众取宠，要么装聋卖哑、委曲求全。另一种情况就是人家根本无视你的存在，无论你心里在打怎样的小九九，他从不理会，丝毫没给你说话的权利，这时候，你的意志被无情的强奸，取证却十分困难，你只好忍气吞声，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因为这世道，好多事都是有看法没办法，这就更加怪不得谁，要怪只能怪你自己无能得就像个透明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在大家都恪守着“沉默是金”的信条闭口不语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不甘寂寞的人会猛不丁跳出来，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从茅于轼到郎咸平，从姜宗福到方舟子，他们不怕白眼、不怕流言，敢于讲真话、说实情，以智慧和勇气捍卫真理，扶正压邪。当然，斗士始终都是斗士，小人物终究还是小人物。 对于小老百姓来说，最实在的还是安安稳稳过日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轻言微，祸从口出，谁都不愿意成为那只被枪口对准的出头鸟，也不想图一时痛快落个秋后算账的可悲下场。   　　大人物自有大人物的道理，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难处。并非平常人就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说话这玩意儿，它还讲究个艺术，就是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或许那儿根本就没有山，或者干脆就是个假山，指不定还有防噪设备在哪儿监听，有弹弓在旁边埋伏，就你敢可着性子乱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