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巴金先生的《第四病室》，心里总像有一股郁结难以解开，连吃饭、睡觉、走在路上，脑子里也无不在回放着小说中发生的各种难以挥去的情节。   一直铭记着一句话：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想，其实文学也是如此。一个人的文字，是对其内心深处所隐藏着的东西的最好揭示。真实的文字，不是对客观事实刻意的拼凑，不是随意附和的矫揉造作，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博人欢喜博人忧，它是对心灵的透视，对生活的深切感悟，对人生的剖析与思索，是最动情的人间故事。正如巴老在《第四病室》的序言中所说的：“那些用毛笔写下的歪歪斜斜的字在我的眼里显得非常亲切。我想起我那个时候的生活，我想起小说中的故事，我想起‘第四病室’本身。我的确住过这样的病室。小说《第四病室》其实是真实生活的记录。”“生活本身已经够丰富了，还用得着我这管破笔为它加一些颜色？既然有人从一滴水中看出了一个世界，为什么不能在一个病室里看到当时半壁江山的中国社会呢？”而当我穿梭在巴老所记录的那些故事当中时，仿佛我也随着作者在故事里神游，用属于我的视角审视着1944年的中国，用我的身心感触着解放战争前中国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同时，我也不得不因为那个以钱来决定身份尊卑、决定个人生死的畸形社会而深感痛恨，但在当时那种体制与背景的束缚下，可怜的人们凭借着微弱的力量又能改变些什么呢？或许，还是可以的。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希望总是在麻木而又清明的矛盾中奋力萌生。   回到《第四病室》，我又看到了一个个因为无钱无条件治病而与世诀别的人们，我听到了他们在生命中最后一刻声嘶力竭的呐喊。那个因公烧伤却拿不到公司赔款的工人，那个吃长素却患上梅素的老人，还有那个因车祸断了左臂的正直善良也有些执拗的某器材库员，当生命悬于一线之时，他们都在生存与死亡间奋力挣扎着；当生命处于最脆弱的时候，他们对于“生”的欲望便瞬间变得那样简单而强烈。由此，我联想到了张艺谋导演的影片《活着》。这部影片所改编的题材同样是写于战争时期，不同的是男主角福贵不是躺在阴暗幽冷的医院，而是奔跑在硝烟滚滚的战场。剧中，当看到眼前黑压压的一片竟然都是在一夜之间惨死的战友时，春生对福贵说：“咱们可得活着回去啊！”而福贵认真地说：“回去了可得好好活！”简短的对白，道出了在夹缝中存活着的人内心无尽的辛酸与渴望。不同的故事，都在向世人诉说着同样一个道理：当所有的梦想与无边的现实距离越来越远时，人生最真实的理想，便仅仅只剩下“活着”。这和年代无关，和社会背景无关。   于是，我开始傻傻地设想，假如生命只剩下三天，我会怎样度过？我想我的选择会是让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吧。至少，当事实已无法凭借人力来改变时，我不会去徒劳地计较生命的长度，而会选择将精力放在如何增加生命的厚度之上。能够活着是一种幸福，能够好好地活着是有限的生命里最大的幸福。   说到“幸福”，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最近央视正在进行的“你幸福吗？”的走访调查活动。采访中，各种各样的“神回复”也一度掀起了网络评论的热潮。有人支持央视一改惯有的严肃正经的正派作风，而采取这种非正式的随机的调查方式，真正深入民心，体察民情；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持质疑态度，认为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在聆听民众的真实声音，实际上它的提问已经使被采访者深受局限，有谁敢在央视镜头面前说“我不幸福”呢？其实大众的这种呼声，也无非是在表达对当前生活状态的不满，甚至是对现有社会体制或政府的不满。毫无疑问，当前的中国是解放后坚强站起的中国，是改革后蓬勃崛起的中国，但纵观人们贫富之差距、横览部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现状便知，国情民生仍然是国家和社会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想一想，从解放战争到改革开放，再到当今生活的这个相对和平安定的年代，我们社会的进步有多大？人民生活的变化有多大？生活质量的提高又有多大？谁能够昧着自己的本心去抹杀掉这一切的进步与成就呢？至少如果《第四病室》的人们生活在当今社会，那么当他们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时无力支付起医药费时，医生不会冷漠到眼睁睁看着病人在病痛的折磨中挣扎着死去而无动于衷。就如巴老所言：“在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下，在不合理的社会里，天天处处都在发生不合理的事情。”而生活在这个年代的我们，或许真该感到知足。很多时候，是我们对生活太过苛求，才会有那么多的不满与遗憾。   我们是进步的一代，是充满希望的一代，同时也是面临着各种压力与挑战的一代。当仍然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边时，我们是会像《第四病室》中的“我”一样感到愤慨，会因为自己束手无策而痛苦；还是漠然视之，做一个鲁迅笔下的麻木而愚蠢的看客？请原谅我这样直接的提问，我只是想到那些已逝的年代带给我们一些不得不铭记的事实与教训，例如国民劣根性，似乎是一个深远而值得思考的话题。在《第四病室》中，当第十一床和第六床的病人用尽气力去呼喊工友老郑帮他们倒小便盆时，老郑却一次次厌恶般地置若罔闻，只因为他们的痛苦与自己无关；而当“我”离开病室的那一天，将剩余医药费的零钱好心分给老郑时，“那个永远板着面孔粗声讲话的老郑居然带着微笑向我道谢”。看到这里，似乎觉得故事有些滑稽可笑，可是这却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但这仅仅是当时那个医院、当时那个社会才会发生的事情吗？有多少时候，我们被“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句所谓的名言所左右？又有多少时候，我们只是看着他人在困苦中苦苦挣扎却迟迟不肯伸去援引之手，只为了成就其自身的“一身清白”？   我愿意相信，真情是存在的，希望是存在的，那些传统的伦理中所褒扬的正义与道德是存在的。就如《第四病室》中，不论巴老以他回忆的眼光，写出了多少事实的残酷与罪恶，但他心中还是充满着希望的。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塑造出来的一个理想人物——杨木华医生的身上。让她成为理想的化身，善良的化身，纯洁的化身。她的存在，只为告诉读者：人应该变得更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巴金的写作是成功的，不仅仅因为小小的第四病室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更是因为即使在我们现在这个相对安定、相对和平的年代，小说也有着跨越时代的现实意义，即“生于忧患”的人们对于“活着”的思考，“生于安乐”的人们对于怎样活着才更有意义的思考。   前路漫漫，道是收获一身正气；生活沧桑，只为踏出人间正道。遥远的文字，隐约的哭泣，已逝的呐喊，都将伴随着那些痛彻心扉的故事，在历史里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