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三年到底饿死多少人，官方讳莫如深，秘而不宣，民间疑团重重，猜测种种，有说三千万者，有说四千万者，不一而足。数字无论，总之饿殍遍地，哀鸿遍野。歌德派说这是胡说，是抹黑，但我是深信无疑的。

我出生于大饥荒后的甲辰年，在我之前，有一个姐姐，便是在那时因营养不良夭折的，我遂成了家中的老大。我问过父亲，饿死小孩子是否在国家的统计范围，“谁家不死孩子！哪能统计得过来”。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母亲则对此三缄其口，不堪回首，泪是目旁水，愁是心上秋，我知道，那是她心中永远的隐痛，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就因为自己的无能与无助，说没就没了，当时那可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我奶奶弥留之际，儿女皆环左右，她呼唤的竟是早年夭折的大女儿，而平日里她从不提及此事。能说出的不是苦，说不出的才真苦。沈从文说：“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时，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没有亲历，并不意味着没有发生，鲁迅说“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而否定这些故事，在诡计多端、别有用心的同时，还是对故事中当事者的亵渎。

柴*静回忆采访唐山大地震亲历者时说：“采访时，有一件事很触动我，我问让香港记者特别难过的那对失去两个孩子的老夫妻：将来如果有纪念墙，你们会不会把孩子的名字刻上去？他们说，孩子又没对国家做什么贡献。我问，需要贡献才能刻上去吗？老夫妻说，他们只是孩子。”

2012年5月10日，云南巧*家*县*白*鹤*滩镇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大厅发生一起爆炸案。目击者透露：一李姓妇女，因不满政府征地拆迁，怀抱自己一岁多的孩子，携炸药进入服务大厅的协议签订现场，后引爆襁褓里的炸药，现场三死十四伤，母子皆亡。而官方公布的死者名单中，并不包括这孩子。

我父亲当时在煤矿做事，矿上的工人都饿得跑回农村了，于是他随单位远涉河西走廊的张掖、武威一带设摊招工。时见街角、车站处，有无名尸横，路人则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我又问这些人是否在国家的统计范围，“恐怕不在，哪能统计得过来”。我便顿生疑惑，孩子不算，成丁也不算？到底算谁，谁说了才算？

1960年，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澧县，审判过一起如东公社牛张大队复员军人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某日，刘家远见躺在铺上的儿子饥饿呻吟，行将断气，于是顿生恶念：与其让儿子受罪，不如把他杀吃，饱食后自己再死。翌日，邻居没见他家孩子哭闹，感到奇怪，进家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报案。当年，河南信阳全区入狱的吃人肉者上千人，为不给党和国家抹黑，当地干部遂将“吃人肉”罪，改称“破坏尸体”罪。人相食案件中，那些“祖国的花朵”又是最主要的受害者。

歌德派擅长间歇性耳聋，却仍不忘辩解：那是“三年自然灾害”，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让国家强盛。果真如此？普列汉诺夫说：“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最好的与最坏的创造了历史，平庸之辈繁衍着种族。但早年的陶行知说出了平庸之辈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平庸之辈中，应包括孩子。

汶川地震后，艾*未*未屡向四川省政府民政、公安、教育机构申请，要求公布死亡学生人数及名单，均遭拒绝。他遂与同事自费实地走访地震重灾区，对震灾中罹难学生人数进行调查。之后，此事忽因艾*未*未被指偷税漏税案而中断未果。艾*未*未说：“有些‘槛’迈不过去。地震中遇难学生的情况、学校等公共建筑质量问题的调查处理，这都关乎基本的国家正义，是我们国家的良心和基础。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够得到公正的解决，那更深刻的‘豆腐渣’就存在于国家和国民的心中了。”说得好，此事关乎国家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