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狠话从自己人嘴里说出，虽说分贝不高，仍让人铭记，较之敌人嘴中的道白，对家嘴中的自雄，更具说服力。

张国焘于1966年12月11日接受日本《每日新闻》记者访谈时，谈及他所熟悉的毛泽东：“一个极顽强和主观的人，思想很狭窄，他今天似乎以‘教祖’自居”，“文革无正面的具体目标，只喊‘造反’，殊属奇怪”；“毛组织才能甚差，确有打游击的天才，他有许多作法都以游击战的方法出之。”

1962年，成为著名“右派”后的章乃器愤然道：“党应该做导演，可是他们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又搞灯光，还当经理”，“这种赤膊上阵的办法是愚蠢的”，“他们把国家机器放在一边，事事由党包办”，“反右斗争是违宪的，宪法上只有公民，没有什么内部和外部的区别”，“对我五次围剿，我不死，是我坚强。既是敌我矛盾，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那里来的这些辩证法？这是对宪法的蹂躏”。

张国焘是毛泽东的对手、敌人，他的话难免带有一些偏见。章乃器是党外人士、统战对象，他的话也难免带有一些偏见。而自己的亲密战友、忠诚部下若说出这样的话，往往大感意外，使人沉思。

“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即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朱德于毛泽东曾被合称“朱毛”，毛也承认自己只是朱德身上的“毛”，很长一段时间，两人的画像并排陈列。“文革”后朱德靠边站，朱遂感叹：“谁还相信我们曾经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呢？”“苟富贵，无相忘”的情景剧，又一次上演。

据2008年10期《文史月刊》发表的孟昭庚《“二月抗争”中的谭震林》云：1967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二月逆流”主将谭震林，带头大闹怀仁堂，谭怒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放大话：“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2月18日，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为江青撑腰打气。毛在会上大发雷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大不了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谭打断毛的话，声明自己没有错，再度重申自己“三不该”：“我不该早入党四十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也不该活到65岁！”言者自认为从谏如流言之凿，闻者则认为“恶利口之覆邦家”，毛愤然离场。这“三不该”，从一位自井冈山便参加红军的元老级将军嘴里说出，意味深长。

韦君宜的《思痛录》是本反思的书，从她的学生时代，一直反思到“文革”。作为一位延安时代即投身革命的亲历者，这一反思，引人注目。她反思学生时代：曾经献身这场革命的人中，有很多是当时在学校里才华卓著的学生，如果他们在较好的条件下发展学术，一定能有较大的成就。但是，他们在爱国热情的支配下拋弃了学业，踏上了救亡、革命的道路，最终却换来一场人生悲剧。她反思“反右”：“从这时候起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开始风行。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她反思“文革”：“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

田纪云是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在2004年第6期《炎黄春秋》发表的《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中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

他们的反思，不像自欧美归来的那批知识分子，由比较得来，而是在自身受到挫折后自然产生的，来的虽晚虽被动，却也难能可贵，不比那些食顽不化者，愚而自用，至死不悟，且掩耳盗铃，讳疾忌医，谁说八年不抗日和谁急，谁说“反右”不应该和谁急，谁说三年饿死人和谁急，谁说“文革”误国家和谁急。

前言往行，多识者智，不识者愚，拒识者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