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段时期，作家如明星般鲜亮照人，光彩夺目，作品更是争相传看，洛阳纸贵。然时过境迁，万般归于平寂，那些作品小刀划水，水不留痕，那些作家风掠浮云，云之远散。倒是作家边缘的时代，佳作频出，传世良多。二三十年代，穷作家云集海上，有合租亭子间者，有借钱度日者，有一身西服穿四季者，有笑脸承欢富贵者，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窘迫之至也，但窘迫并未妨碍佳作的从容孕育，曹雪芹曰：“茅椽蓬牖，绳床瓦灶，未能妨我襟怀。”何以然？高行健的解释是：“作家最好的位置是社会的边缘，只有在社会的边缘，才能保持清醒，否则，不是成为政治的宣传品，就是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中国有太多实例，有多少作家卷入绞肉机里粉身碎骨，作家不可能脱离社会，但最好不要介入政治。”

附庸政治，对于作家是致命伤，革命加恋爱的“左联”作家，甘做政治的鹦鹉，宣传的喉舌，这样的选择外人不好说什么，但作家靠作品说话，作品如垃圾，作家何以堪。以后受座谈会讲话影响，所有作家一个思路，一种模式。至于旧时代过来的老作家，要么如沈从文、施蛰存，停业改行，寂寞老去，要么如老舍、曹禺，受人摆布，胡乱指使。徐渭有题画诗云：“唤他是竹不应承，若唤为芦我不应。俗眼相逢莫评品，去问梅花吴道人。”真有骨头。

章诒和于1980年代北京市文化局召集的某次戏曲座谈会上私问汪曾祺：“现代作家的特点是什么？”汪曰：“应该是思考！现在我填履历表，在特长一栏里，写的是思考。”然本应最具是思考特质的个体，也应是最具判断力的群体，却甘愿失去独立人格，以政治的标准我标准，以领袖的思维为思维，其结果，如李泽厚所言：“这是非常古怪的现象。作家竟然呼唤人们进行无穷尽的互相残杀，这当然是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于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性现象，被简化为两种阶级符号式的人物决一死战。思想简单，艺术粗糙。《暴风骤雨》尽管粗糙，还有片断的真实感，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连片断的真实感也没有。但在当时也许可以起革命的作用。不过毛泽东本人却从不读这些作品，他也看不起他们。作家真有点上当了，很可笑。”昔时文艺作品中，出现最多的台词是“报仇雪恨”，潘东子放火烧死胡汉三，吴琼花开枪击毙南霸天，“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血债还要血来还”。卿本佳人，奈何从贼？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尊重生命，我们都缺失了这一课。

写作本是一项孑然孤独的个体劳动，一人一性一作品，繁花开尽各自落，却要多人一性一作品，百花齐放总是春。时光越老，人心越淡，罗曼·罗兰见到喧嚣中的晚年高尔基：“他十分孤独，我几乎从没有看到他一个人独处！我觉得，倘若我们两人单独呆在一起，他可能会抱住我，一言不发地哭很久。”高尔基是苏维埃的文化旗手，是新政权的门面，难怪门庭若市，光环如许。王元化尝担任上海宣传部长一职，友人朱维铮直言不讳言于前：“汝担任此职三年，一事无成。”

不依附权贵，不依附资本，不依附体制，此为作家的自由状态，这种状态决定了其边缘位置。胡适是位地处中心，距离权贵、资本、体制都很近的边缘人，他曾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竹阴在水；兰气随风，唐德刚对此十分佩服，其评价云：“胡适在这举世滔滔的洪流之中，却永远保持了一个独特的形象，既不落伍，也不浮躁，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纶，确是当代第一人！”

钱理群说得好：“永远的边缘位置，即是我的宿命，也是我的生命价值与乐趣所在：想通了这一切，我反而心安理得了。”但有此意识者似乎不多，多数情形下，身在江湖，心悬魏阙，不自觉地往中心地带凑合，因为那里有权钱，有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