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丽钧

　　邀请一位年轻的军官来学校讲座。雄姿英发，真挚健谈，这是我对他的评价。他挺拔地站在讲台上，开口道：“有人问我：身为军人，你最怕什么？我回答说：我最怕死。”台下的学生一听，“轰”地炸了锅！大家交头接耳，无非是在说：脸皮不薄啊，这都好意思承认！军官向大家做了个“暂停”的手势，接着说：“还有人问我：身为军人，你最不怕什么？我回答说：我最不怕牺牲！”大家似乎愣了一下，紧接着，掌声、欢呼声四起！任凭军官怎样做“暂停”的手势，会场硬是半天都安静不下来……

　　我喜欢这位军官这番掏心的话。他害怕生命之花的意外凋陨，却真心祈盼着拿这朵珍贵的生命之花去为国家和正义献祭。

　　那一年，在秦皇岛，收到一位久不联络的文友的微信，便回问他这些日子在忙些什么，他回复：“忙着写一本长于我生命的书。”我不知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敬意，遂发给了他一枝红玫瑰。我没有告诉他，彼时彼刻，我正站在“秦皇求仙入海处”。想那始皇，为寻得长生不老之药，派方士携童男童女入海求仙。永生的欲望，攫住了太多人的心。越是高官显位，越想长生不老。但也有例外，古罗马那个叫马可·奥勒留的皇帝就不怕死，他直言不讳地说：“生命只是一瞬，我们都很快就要死去。”他还说：“死就是合乎本性的，而合乎本性的东西都不是恶。”有个问题，一直在我脑中盘旋——面对这样一个不懂得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的皇帝，臣子们还有必要向他山呼“万岁”么？有意思的是，两千多年过去，马可·奥勒留却有能耐借助《沉思录》的翼翅，飞临我凤凰楼小区18平方米的卧室，在灯下娓娓向我讲述他非同寻常的生命观。——“写一本长于生命的书”，马可·奥勒留做到了。

　　永生究竟是一种福音还是一个诅咒？美国作家纳塔莉·巴比特用她的小说《不老泉》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她笔下的塔克一家是不幸的，他们因为喝了“不老泉”的水，所以永远被死神遗弃。作者借塔克之口说出了这样的话：“看这流水，你每天去看时它都一样在流动，可是其实它已经不一样了，昨天的水已经流走，你现在看见的是今天的水。生命就像一个大转轮，死亡也是这轮子上的一部分，紧接着的是新生。能享受生命的轮回是上帝的赐福，但我们一家却只能眼看着轮子转，望尘莫及。”作者试图让我们明白：有限而有意义的生命比无限而无意义的生命有价值得多。让我感慨万千的是，《不老泉》赫然列入美国小学生必读篇目，反观我们，“死亡教育”的严重缺失令太多国民永难实现“死亡脱敏”。

　　总在思考“死亡”这件事是一种病态，总不思考“死亡”这件事同样是一种病态。

　　香港中文大学的陶国璋教授，开设了一门叫做“死亡与不朽”的课程。他顶着重重压力，带领年轻的学生去殡仪馆参观，去解剖室触摸尸体——他要让死亡“感光”。他慨叹：“关于死亡，我们没有正确答案。”他只是希望通过带领大家对死亡的叩问，找到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活下去的理由。这样的探索，令人肃然起敬。

　　洪应明说得多么透辟：“天地有万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过。幸生其间者，不可不知有生之乐，亦不可不怀虚生之忧。”在我看来，“有生之乐”的“乐”，如果不曾揉入些许“虚生之忧”的“忧”，那么，这“乐”必是轻浮的、浅薄的甚或鄙陋的，毕竟，牌桌上的欢愉与书页间的欢愉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虚度此生”的忧戚，是一根普适的银针，不同时空下的人，都应该适时拈起它，刺痛自我最为敏感的那根神经。

　　“我希望我死之后，还能继续活着”，你有类似安妮·弗兰克这样的心愿吗？说到底，生，不过是一段华丽的“热场”，正剧的开演，在谢幕之后。万丈红尘中，有谁，能聚敛生命中的每一点微光，最终凭靠它照彻和洞穿那恒久的黑暗？

　　——有生之年，惟愿你我都学会念诵这样的台词：我来尘世，不为永生，不为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