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有更好的生活?嘿,好日子在后头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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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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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逃离北京回到家乡,现在又逃了出来。

  我是4年前某刊《逃离北京》一文的主人公。

  2010年2月,报道发表后,一些老家单位的同事,仅点头之交,追踪到我的微博留言,很神秘地表示:知道杜若是我。可想而知,这篇文章或许会再次让我成为大家的谈资。也仅是谈资。

  2013年在丽江,采访一个刚与“天后”离异的明星,他讲:“你们是真关心我们的生活吗?其实只是拿这些当谈资罢了。”这话好精准,这世上的人大抵都只关心自己,所谓谈资,谈完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老家方言里把这叫作“嚼蛆”,字面很脏,但脏得一针见血。

  《逃离北京》报道中提到一位说“小杜很神秘”的领导。他有一天中午跑到我们办公室,看着我,当着一屋子人发问:“你是同性恋吗?”他语气平静,并不像是在开玩笑。我当时气得血一下冲上脑门,心里各种骂人的话,但忍住没说。等我忍下这口气,再看他,他已经在椅子上呼呼大睡了,想必是刚喝了酒。

  这只是过往故事中的一则。平心而论,我的老家真的不错,沿海城市,虽是三四线但也富庶,重教育,少土豪气,出过一些风雅之士;也不闭塞,因紧邻上海,被视为同一个经济圈,近些年更是商业化得厉害,有些国际品牌入驻得比广州还早。但在生活的肌理层面,一些所谓的常识,却常让人错愕,“理所应当”变成“理所不应当”。比如那位领导,仅凭我无男友、约女性朋友看电影,就推断出我是同性恋,并公然发问,这就是“错愕”。或许他只是开玩笑,他习惯于拿手下人寻开心;但对于我,这是冒犯,是无法理解的。

  2

  没有哪里有更好的生活,只有更合适的生活。

  刚去北京的第一年,回家过年,与家中的一位爷爷谈笑。爷爷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解放军报》的高级编辑,后举家返乡。他讲了一个老作家的段子,说此人到了北京后讲,“占码头就要占大的”,爷爷先是揶揄“其口气像青帮头子”,继而又赞其有谋略。占码头要占大的,可不是嘛,每个行业最优秀的资源、最杰出的人才都集中在大城市,人往高处走,这是本能。

  如今中国的“北上广”就如同20世纪初的纽约、巴黎,其巨大的吞吐力不仅面向中国,也面向世界,它们吸引着全世界不安分的年轻人,精英、“屌丝”、嬉皮士、劳动者……大家被巨大的城市吞没,隐身其中,摘去过往的身份标签,做一个真实的“个体”,而非组织架构下的零件,或哭或笑,或跋扈或失意,都是肆意而真实的,这是熟人社会无法带来的快感。一个开放的叙事场景要比封闭的场景有更多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正是激活肾上腺素、让人永葆青春的良药。

  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写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男人,人到中年,却抛开一切去了巴黎,穷且病,只为听从内心的召唤,其原型是画家高更。

  在网上看过很多年轻人在大城市打拼的故事,最让他们欣慰的是:在这里,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相应的报酬和社会地位;而在老家,所谓的小地方,这是很难的。在观念形态方面,整个中国出现了不同时区,有的是21世纪的商业社会,有的则是20世纪的乡土社会。

  上海长宁区,我所租住的居民楼,可视为大城市各阶层人群的切片样本。地下一层,住着外来务工者,他们中有餐厅服务员、锁匠、快递员、发廊小弟,这里终年散发着霉味和潮气,拥挤、混乱、不洁,大雨后老鼠会窜出来,每间的租价500元左右。楼上的单元房,住着本地人以及外地或外国租客,两居室的租价在5000元以上。每天晚上,楼道里充斥着各种语言:上海话、英语、类普通话的北方方言以及无法辨别的南方方言。与这栋居民楼相隔500米处是两幢高档公寓,售价在每平方米5万多,出入着大量日本和欧美房客。

  有时在路上走一走,会有一种不在中国的错觉,各种肤色的外国面孔随处可见。商场大楼的大幅广告牌,同时写着中、英、日、韩、法5种语言,仿佛这里是世界的中心。

  3

  2008年回到老家,工作是家人安排的,一份“得来不易”的工作,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

  2009年6月辞职,临行前去闺密家。她妈妈对我的辞职表现出巨大的费解和惋惜,其表情浓烈到仿佛这是一场灾难,让我羞愧万分,许久不敢再去她家。

  逃离或逃出都不是扭转乾坤的法术。生活是点滴,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再次出逃并不顺利。在上海的起点比想象中困难很多,事业与在北京时相比一落千丈,离开了北京,切断了过往的人脉和气场,连引以为豪的工作经历也被抵消成零。从月薪3000元的工作做起,6点多爬起、搭1个小时公交车去上班。2010年3月,到北京面试,5分钟的面谈后就得到了一份薪水高又体面的工作。当下诧异:为何在上海那么难的事儿,在北京就那么简单?在此之前,失业了好几个月,穷途末路。

  那年春天,北京下了雪,我一人待在朋友的公寓里,像一只困兽,跑上跑下,不断接打电话。我又要来北京了,怎么办?

  曾经把一个家打包寄回老家,又要再重新打包寄过来吗?另外,住房问题又一次像一只庞大的怪兽向我袭来。

  一个个打电话,和朋友商量,甚至开始求借宿。最后给妈妈打电话,问她愿不愿意我再来北京,她说可以,但语气像是被逼无奈。气氛突然很悲情,我当即被催下热泪,觉得自己不忠不孝。

  回到上海时,正是大好春光,阳光让出租屋呈现出美好祥和。我陷在沙发里不愿意起来,很累,也很舒服,心想,就这样算了吧,还是待在上海吧。

  从2009年夏天到现在,一直待在上海。搬家次数比北京少很多。2011年看过房,没有买,2012年夏天上海出了限购令,非沪籍单身人士不让买房。这问题怎么解决?房产中介的小伙儿是上海人,说话见水平:“可以假结婚,但总归难看。”于是横下心,专心租房。

  事业有了进展,从3000元的网站干起,一家家跳槽,总算跳回了“北京水平”。领教过“高大上”公司的办公室政治,也被小公司坑过薪水。苦尽甘来的好处是:底线低,易满足。当听到别人吐槽单位潦倒领导刻薄时,我会说:“比起那谁谁谁,这里好太多。”然后说些过往的辛酸史,当成笑话讲,众人哈哈笑。

  “我的日子是一个月一个月过的,这个月过得好,我就很开心了。”2011年夏天,我这样对朋友说。

  有时遇到低潮期,也会想:若当年不离开北京会怎样?若当年一毕业就听从家人的安排,那又会怎样?

  2012年夏天,在出差的火车上,我翻开了黑塞的《悉达多》,豁然顿悟:人生的正面和负面都要去尝,在自己未经历、未体验之前,书本或他人的经验等于零。那之后,我放弃了对自己的苛责,不再对以往的选择耿耿于怀。

  德勒兹有“褶子理论”,本意是用来解释物质的,意思是褶子越多,所蕴含的能量越大。我觉得用来解释人生也通。一个非直线的人生。

  4

  每一年总要找机会去趟北京,以解相思。每一次都要感慨时过境迁。一来,它变得更加庞大、拥挤、生存困难;二来,从20出头到30出头,小伙伴们多已成家。与青春缠绕在一起的北京,似乎与青春一起消失了。前几年返京是故地重游,去曾经居住的社区、工作的报社,后来干脆做起游客,重新认识这座城市,倒是发现了不少被忽略的美。

  朋友知道,我的个性并不适合上海,这几年入乡随俗,我连普通话的腔调也改了,柔软很多,北京话年久失修,不再顺溜。在北京时是“大妞”,现在一点点打磨自己,成了江南“小妞”,性子平和,说话不冲,但也少了趣味。

  还是不断有人“勾引”我去北京。北京的旧友们,这些年都长了出息,而我在上海止步不前。

  2012年端午节前,我在上海接待了一位台北朋友,他刚从纽约读完硕士,正踌躇着要不要来北京或上海发展。我说:“生命是流动,我们不要抗拒变动。”

  现在,当朋友再问“要不要回北京”时,我会想:为何只有一个选项?我不会再抗拒去北京,心中的魔兽已被驯服,过过好日子,也过过坏日子,没什么可惧怕的。

  当我们在一个环境里被否定、被压抑时,一定要跳出来,去一个对的环境中。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缝隙、各种道路,每一处缝隙里都有一番天地,每一条道路都可以通往自由。

  18岁以后,自己选择了大学、专业、实习单位、工作单位,一次次放弃长辈给予的安稳道路。妈妈有时会叹气,说我太固执。其实,我只是想自己走一走。路走得比较慢,也会出错,但没有试过错怎知道什么是对的?

  几次逃离或逃回,并没有让生活发生质变,我没有飞黄腾达、没有成为“白富美”。若把我放入一个比较的语境,和待在老家的同辈比房子、车子、孩子,和公务员比安逸和实惠,那会把我比得一无是处。但人为何要把自己置于别人的判断标准中?

  这些年总以工作之便,向各路高人请教人生困惑。

  2010年,在上海,我请教张鸣教授户籍制度。他讲,这是中世纪的制度,用来把农民圈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在老家、北京、上海有3个公积金账户,无法并入一个账户。我的户籍在老家,在上海和北京需要办理暂住证,被纳入另一套人口管理系统,出境时比当地人要麻烦几倍。

  2013年,台北。我问詹伟雄:“为何台湾青年的生存空间不逼仄,大学毕业了可以去摆地摊,可以辞职去开咖啡馆,而我们那么做是要被鄙视的。”他讲,早年台湾也逼仄,他父母那代人,年轻时也遭遇逼婚,但现在没有了。这是集体化社会与个体化社会的差异,而个体化背后所对应的意识形态是:个体是最大的。

  嘿,我心想,好日子在后头,等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