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孟非大红大紫，可谁知道，他成名前是一名典型的“励志哥”。他幼年不幸，父母离婚，中学时早恋，高考落榜，打过苦工，受过工伤，成名后的他不拘小节，私底下爱讲黄段子——

他现在是江苏卫视货真价实的台柱子，也是极少数地方卫视直接培养出的具有全国知名度的主持人。台里所有大场面的活动他都得去撑场子，用江湖气的称呼那是“一哥”。他用戏谑的方式解读什么是“一哥”—— 一进台门口就能看见的两张大海报，是两个新闻主播，而他的照片，挂在厕所门口。

接受采访时，孟非漫不经心地边盯着电脑边回答问题。“我这一辈子就是这么没出息的性子。我惧怕所有的挑战、竞争。这么说吧，一个10人团队里有8个人能有机会获得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剩下的那两个人之一。”这么说似乎无法解释他事业上的成功，在“非诚勿扰”播出前，他早已是南京本地最红的主持人，拥有一档可以写进电视新闻史教材的标杆节目。孟非把领导的重用归结于运气好，可从他新出版的自传《随遇而安》里可以看到，年轻时他并不能算是个好运的人。他对“随遇而安”的理解是：“一路走来，领导交给我的事我都非常认真，好好把它做好，做得甚至比领导期望的还好一点。在江苏台我曾经说：我这20年吧，每一个岗位都不是我争取来的结果，都是领导安排叫我干的，但是我每一个都把它好好干。比如下面开发个新节目让我做，有可能做砸了，也有可能挺好的。人有很多种可能性。就不停地尝试。虽然我不是一个很愿意尝试新兴事物的人，但是老板需要你尝试，你就要试。我跟他说我就像那小白鼠一样，总有一颗药能把我吃死。”

孟非出生在山城重庆，父母都是媒体人，长年两地分居。父亲在西安电视台，孟非跟着外公外婆在《重庆日报》社的家属院生活，直到12岁，才和父母、哥哥团聚于南京。这次团聚对他来说并不算喜讯，父母永远在“冷战”，从他小学四年级直到高中毕业方才离婚。哥哥归父亲，孟非归母亲，姓氏也随了母亲。生活在母系氏族的男孩胆小懦弱，父母离婚会给孩子造成阴影，是孟非不能认同的社会成见。但他也承认，高考那年父母的离异对他的落榜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影响，只不过他不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你看那些农村孩子家里什么样？人家书照样念得好，所以书没念好别找这些原因。”

“这种影响是点点滴滴在你的生活当中，每一天你都在这种环境和阴影当中，你可能会在身上形成某种东西，你会把很多事放在心里，不会很阳光，那种家庭氛围会和别的不一样，有很多事你自己去消化。”他养成了很自觉地自我保护的习惯，和最好的朋友也不提家里的事。采访中更是能感受到他面前有一堵墙，似乎有问必答，但感觉滴水不漏。

他念不好的书仅限于理科，这让他成为文科老师的宝贝和理科老师眼里的白痴。通常一张数学卷子有6面，需要做一个多钟头，但孟非20分钟就交卷了，因为他不会。后来，考试时他甚至会问旁边的同学：“这是化学还是物理？”

中学时他已然早恋，尽管他并不承认十五六岁谈恋爱算早恋，并且振振有词地说，十五六岁是古代情窦初开的年纪。“我不认为我算很早，我经常问那些男女嘉宾，27岁怎么从没谈过恋爱？没有时间。你怎么会没有时间呢？好了，22岁都没有恋爱过，一到工作了又要花时间找工作，要好好工作，你不能，你要是工作又耽误了，你说这些事互相影响吗？按照法律规定22岁就是说‘大四’的时候是可以结婚的。”

孟非的中学暧昧对象会把自己的卷子写完不填名字直接扔给他，然后把他的卷子拿过来默默做。他的记忆力很好，能记住所有公式，但他不做题，考试时傻眼，不懂得如何把题目套进公式里。现在说起来好像正常智力的人都不会犯这种错误，那时化学老师就认为孟非的智力有问题，对他爸爸说：孩子正在发育期，要加强营养。“当你明白过来的时候吧，你少得太多了，就是补都没法补的那种地步了。”

可是他的文艺才能又很出众，语文课所有难题老师都会叫他起立解答，主持校内各种活动均不怯场。“这是一种补偿，人总要在一个团体里边找到一种平衡，一种支撑，培养点自信，人总要找回点尊严吧！”

上高三时孟非对自己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比较了解我的老师知道我是内心还比较上进的青年，但不是每个老师都会这么了解我，我具有大多数‘混混’表现出来的那种外在的东西。”所谓“小混混”的外在，就是抽烟、迟到早退、旷课、借女同学的钱不还，和狐朋狗友看电影、吃饭。

1990年，他高考落榜，这在他意料之中，父母都已接受了这个现实，可实际上孟非的心情并非一潭死水，他比喻说：即使人知道自己总是要死的，当医生告诉你快死了时，还是重大的打击。“那个时候能不能上大学是个分水岭，很明确的一个界线，你就被这个社会划分到另外一个阶层里了。能上大学就意味着人生一个更高的平台，更高的起点，更多的选择；你没有机会上大学那你的选择就少一些，你和很多同龄人站在一块儿排队，当然会有自卑感，往大了说，一直伴随到现在。”

孟非被排在了“无业青年”那一队，他上了一学期自考班后，和朋友们去深圳淘金了。刚刚改革开放，渔民在码头卸下货后，会有一批扛大个的青年把货送到酒店、饭馆，孟非干的就是这种活儿，生意旺的时候一天可以赚几百块，可谁也保证不了明天会有活儿。尽管干着苦力，他内心却非常明白自己和其他后进青年不一样，未来也不一样。

他的父亲是江苏电视台的一名中层干部，本来安排子女并不是很难的事，但父亲一直没有为孟非求过人。“人到中年我觉得好多事都能理解，不是我儿子‘海归’回来了和领导说说啊，这挺有面子的事儿。你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你去和领导开口，也丢脸，人一句话就把你回了，不符合标准呢！”

当时孟非并不理解，并有些许的怨恨，这导致他形成一个看起来有点悲观的人生原则：永远不对别人的帮助抱有太高期许，哪怕是你的父母。

他的第一个正式职业是《江苏广播电视报》印刷厂的临时工，如果干得好，或许有机会转正。那一年他出过印刷厂建厂以来最大的事故——左手卷进了开动的机器滚筒里。在医院里，他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甲被拔下来，充分理解了江姐所承受的痛苦。

受伤之后的孟非更惹领导厌烦，他的工伤导致工厂安全大整顿。在得知自己被扣了50元奖金后，孟非大闹车间，然后卷起铺盖扬长而去，又混在了社会上。他妈妈看他实在无所事事，让他进入电视台当临时工，有活儿的时候一天50元钱，这一干就是七八年，至今孟非也回想不起自己是哪一年转的正。

“在中国要获得身份都不容易。这就牵涉到组织人事方面的事，这是我一辈子都没搞清楚的事情，它以什么方式、什么条件给哪些人。”电视台的人事制度都差不多，分为正式、台聘、部门聘、栏目聘和临时打杂。以前当临时工的时候，电视台一分带鱼、卫生纸之类的福利，他们这些临时工要负责搬东西，但搬完后没他们的份儿。

转正对于孟非就是“光荣地获得了分带鱼的资格”。“到了那一天，你觉得屈辱过去的时候，由别人搬来带鱼给你，那些人就是当年的你。你说那时候会有什么感觉？有人觉得我今天终于混出来了，老子今天终于混出头了。但是我的感觉，这就是生活。”

他当临时工的时候，全国30个省级卫视，江苏排名二十六七，居于末流，完全与当地GDP不符。换了台长之后，还是那帮人，却进入了第一方阵。孟非老是不客气地说这个崛起与“南京零距离”有直接关系，在南京所有能收到的电视节目里，这档民生新闻类节目排名第一。

孟非在南京市民的心中，几乎是正义的化身，他的敢言敢怒变成一种标志。“这是中国老百姓对新闻、对社会公平的需要没有多少选择途径的结果。”1小时的直播节目里有8分钟的读报，大约千字的稿件是孟非自己撰写的。他没少惹过祸，比如批评省委常委，被领导叫去谈话，他还曾经挨过黑砖。受伤的时候，就由另一位女主持代班。

刚接棒的前100天他没有休息过，后来的四五年间，改成每周休息一天，到了末期他发现自己写不出稿子了。有个说法叫“新闻四季歌”，年初从“春运”开始，过年、学雷锋、两会、高考、下雨淹水……年年翻来覆去。孟非说：“一个节目不能一个人做得时间太长，主持人也要有一种放松的、修养身心的方式，一直消耗不利于人才的科学使用。但是电视台和其他行业一样都挺浮躁的，他没有给你机会和培养你的时间，一个新人他不会说给你机会让你先试试，节目的投入都挺大的，像我们黄金时间的节目，试不起。”

“南京零距离”有100多人的团队，可观众认识的只有孟非。“这个职业有这个特点，100多人的锋芒由你一个人享用。但是节目不好的时候，人家不骂制片人，也不骂记者，就骂你，说你节目做得太烂了。主持人这个行业，它的特殊性就在于，你会获得很多本不该你获得的东西。但是同样，你也要面对一些本不该你面对的责难。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公平的地方，你不能只想着荣誉都是我的。”

作为主持人，他是个缺乏表现欲的人。“我们三个在节目中，你把程式化的东西去掉，我的话也不多。大多都是乐嘉和黄菡在说。我的功能就是‘你说……等会儿你说’。我就干这个。我讨厌一惊一乍。我特别羡慕4个小时节目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都跟吃了药一样，兴奋得不行的主持人。怎么做到的？天哪，太了不起了！”

他自认私底下的他和台上基本一致，但有熟人反映饭桌上的孟非很会讲黄段子，不仅在饭桌上，看过他节目现场的人都知道，有多少犯禁然而逗乐的段子被剪掉了。“比如我知道你要5分，我现场说到7分嘛，多说两分。这是给现场观众的福利。”

你也可以理解为他“不装”，没有名人包袱。“公众人物和偶像这两个概念之间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公众人物，我觉得我勉强算一个，但我不是，也不愿意把自己弄成偶像。我不具备这个素质成为偶像，因为维护偶像的成本太高了，你要终年终日装×，好辛苦的。比如说我今天，我要是偶像路线，今天面对你采访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穿什么样的衣服比较合适，什么样的造型，在你面前说话的姿态和风格应该什么样。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我可以偶尔装×装一天。比如说两个小时，你让我长年累月，无时无刻，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