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府里的那些岁月
第十位首相
1997年3月17日,大选的日期才定下来,定在5月1日。托尼的竞选“战车”是辆旧巴士按竞选需要改装的,空间狭窄,很不舒服。整整6周我和托尼都在全国来回奔波。
投票站关闭那晚,我和托尼在—个地方结束演讲,赶了几里路回家。回到家我们大吃一惊,家里挤满了人,武警将外面重重包围,强力照明灯刺眼开着,到处可见晃动的人影和嗅来嗅去的警犬。
当晚大概10点半,我们得去一家娱乐中心统计选票。那里像在举行狂欢节,人人心醉狂喜,托尼到处走动。我和家人则在娱乐中心的一个房间看新闻,当电视里播出托尼赢了的消息时,我和妹妹坐在那里,先是目瞪口呆,然后紧紧抱住对方。
第二天早上,托尼要去白金汉宫谒见女王,这个见面仪式叫做“吻手礼”,是女王正式邀请新任政府去组阁。进门后,我们被带到一楼。女王的私人秘书兼新闻秘书告诉托尼该怎么做,女王的侍女则指点我该怎么做。
托尼进去大概20分钟后,一个男仆为我开了门。女王,这个标志性人物,就坐在托尼的身边,看起来非常娇小。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托尼在亲吻女王的手时,不小心被绊倒在地毯一角,两手撑地跌了下去。不过女王镇静如初,她微笑着告诉他,他是她在位的第十位首相,第一位是丘吉尔。
坐上车朝唐宁街驶去时,我对托尼说:“别担心,我知道女王的第十位首相会和第一位一样棒,即使他的吻手技巧还有待提高。”
唐宁街10号
唐宁街10号是英国的首相官邸。当唐宁街10号的门在我身后徐徐关闭时,我心里有对历史的敬畏,我知道历届首相都在这里待过;有焦虑:前辈们的指挥棒,满载着责任传到了托尼手上;还有股不安的潜流,就像《蝴蝶梦》里那个新娘,当她第一次来到曼陀丽庄园,也是这样惴惴不安。
我们打算等孩子们放期中假时,再搬进唐宁街。可是从托尼当选首相后,我们在原来的家就无法安睡。我们的卧室在第一层,床在两扇前窗之间,外面街上的警察隔两个小时就换班,不停地窃窃私语。
一天周末早上,门铃响了,我拿起内部对讲电话。“有人给您送来了一束鲜花,布莱尔夫人。”一个警察说。“把它放在门边好吗?”“恐怕不能,我已经抱在手上了。”我只好穿着拖鞋去开门,我睡眼惺忪,打着哈欠,头发乱得像鸟窝。
人人都知道门外等着我的是什么。世界上所有小报编辑都知道这张照片做成星期天头条会有什么效果,那个摄影师也发了一笔小财。
鲜花是一个教堂送来的,他们是好意。现在想来我可以坦然地一笑而过了,但当时我关上门后,把前额靠在门后面,双眼紧闭,心想:“哦,上帝,托尼会杀了我。”
这件事后,我决定尽快搬去唐宁街。上任首相梅杰在唐宁街为我们留了一瓶香槟酒,还附了张纸条:“祝你好运。这是项伟大的事业。好好干。”
搬进唐宁街不久,我们才知道住在这里要征税。而且我们原来的家有一大笔贷款要还,我们的经济很快变得拮据。我想把原来的家出租用以抵押贷款,但是出租房子要通过外交部,因为这涉及安全问题。没有办法,最后我只好将房子卖了。
在唐宁街,我们还被告知,我们的住处是政府财产,不能自带家具。我们的住处和托尼的办公室一样,越来越成为公共场所。我和保姆经常轮流做饭,常常我从外面回来,厨房里的碟子堆得像小山。
幸好还有让我快乐的事。为了我的形象,我们总在服装店的衣服上市半年前直接去厂家选购。一听说某个设计师崭露头角,我们就去他的办公室或仓库预定款式。今年9月我们就准备明年夏天的衣服,1月或2月我们就购入秋冬季服装。不过这些服装的所有费用,得我们自己付。
克林顿夫妇
我们在唐宁街接待的第一位官方客人,是克林顿夫妇。为了配合媒体,我们站在唐宁街的前门台阶上欢迎这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夫妇。
我们不想在唐宁街举行过分正式的晚宴,就带这对夫妇去外面的饭店。饭店在一座精心装修的商业大厦里,我们到那儿时,人们纷纷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把车停在开阔的人行道上,对托尼和克林顿表示欢迎。
克林顿是那种善于交际的人,他勤于思考,热爱聊天,但这种特点一般到晚上十点才真正显露出来。晚上十点一到,保证他会和你展开一场无比有趣的讨论。希拉里虽然不是那种容易动感情的人,但我发现生活中的她比公众眼中的她更温暖。
饭店的一部分被隔离了起来。虽然老板同意为我们吃了什么保密,但第二天下午,“切丽大食鹅肝”成了头条新闻。我收到洪流般的辱骂信件,都是动物爱好者写来的。
大约几周后,我们去了华盛顿,希拉里带我参观了白宫。她告诉我,白宫有四个厨师,有许多志愿者和实习生,他们喜欢白宫或想亲身体验白宫生活,愿意为白宫免费服务。在莫尼卡·莱温斯基之前,看起来这是个好主意。
希拉里给我的一条忠告,至今还在我脑海里鸣响。“你必须承认,”她说,“你不可能每时每刻取悦每一个人,尤其是媒体,只要你认为正确的事,你埋头去做好了。”
1998年1月,莫尼卡·莱温斯基性丑闻爆发了,我的心在为希拉里流血。我也在心里说:哦,比尔,你怎么这样傻?
戴安娜王妃
早在托尼当选首相前,我们和戴安娜王妃就见过面。戴安娜比照片上还漂亮,身材窈窕,衣着得体。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她,一种强烈的吸引力扑面而来。她对我谈起她对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感情,这两个孩子和她非常亲密。她说她不是伟大的知识分子,但我认为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种形象,让人觉得她能有所贡献。搬进唐宁街不久,戴安娜带两个王子和我们见了一面。这次见面,我们一起吃了午饭。午饭过后,我们坐在草地上,看托尼和孩子以及两个王子踢球。戴安娜的表现非常放松,不仅说她想在公众生活方面发挥更显著的作用,还说她很喜欢我的女儿凯瑟琳,她也想要一个女儿。
几周过后,有天凌晨,电话响了。托尼接完电话,脸色惨白。电话是警察打来的,戴安娜在巴黎遭遇一场车祸,正在昏迷之中,医生认为她不可能恢复知觉。不久电话又响了,托尼捧着话筒反复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不相信……”
那晚托尼没再睡觉,不是打电话,就是看新闻。他和班子成员商量去哪个教堂,应该在晨祷开始前讲些什么。教堂最后定在特里姆登的圣玛丽·玛德莲娜教堂,托尼发表了讲话,他说到了全国民众的心坎里:“她是人民的王妃。”
“切丽门”事件
我在唐宁街遭受过无数次外界的猜疑和攻击。最让我受伤的那次,是2002年。
2002年伦敦的房价一涨再涨,我们卖掉的房子已经值100万英镑。活生生的事实是,我们比五年前托尼当上首相时穷了许多。这时我决定买套房子,我不想托尼卸任后,我们连房子都没有。
最后我没有买到房子,反而在买房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叫皮特·福斯特的澳大利亚人。这个人自称与我们过往甚密,到处行骗,让我卷入到一系列攻击与调查中。机智的八卦小报,将这事称作“切丽门”。
皮特·福斯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我和他只见过一面,因为他自称认识一些房产中介,我和他又有了几次电子邮件来往。他行骗被警方逮捕后,最终被驱逐出境。无论是等待被驱逐的日子还是被驱逐出境,他始终和一些八卦小报联系,将诸如我利用托尼的关系要求房价折扣、我试图通过一个离岸避税港转移资金的伪造消息,卖给这些小报。
为了调查这些消息是否属实,唐宁街对我的电脑进行了全面清查,对我也进行了多次盘问,向来跟托尼所属工党相对的保守党,更是要求对我进行公开质询。有人甚至提出,我以前订购衣服时曾享受过折扣,要求我跟所有为我提供衣服的人联系,让他们做出书面保证,证明没有给我特别优惠。我照做了,但还是不行,又有人提出,我得把所有折扣还回去。我拒绝了,我还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从大使的妻子到女王的侍女,没有人觉得我有义务为了官方工作自掏腰包穿着光鲜,还要不断接受媒体的审查。
欣慰的是,这起事件中,我也收到了许多同事、朋友以及我从未见过也永不会见到的人的来信,他们在信中纷纷表示对我的同情与支持。尽管为了避嫌,托尼从未在公开场合就我的事情说过只言片语,可是我感觉得到,他信任我。
离开唐宁街
对于唐宁街10号的房客而言,离开总是件不那么容易的事。
托尼定于2007年6月27日辞去首相职务。那天到来时,我在厨房的桌上留了一瓶香槟,还有送给新任首相戈登和夫人的礼物:我想向他们表达梅杰曾向我们表达的善意。
最后一次关上公寓的大门,我们走下了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楼梯——楼梯旁边的墙上挂满了历任首相的肖像,现在空出一块地方,等着挂上“托尼·布莱尔1997——2007”。
汽车载着我们离开唐宁街时,我想到了我们全家入住唐宁街的情景。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面对和理解这沉甸甸的十年经历,期待着下一段人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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