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科赫：波士顿啤酒公司创始人，他酿制的“塞缪尔·亚当斯·乌托邦斯”啤酒酒精含量达到了27％，后劲之足堪与波特酒、干邑白兰地和雪利酒媲美，堪称世界最烈啤酒。

　　年少时，父亲一再告诫我绝不要做一名酿酒师，因为我的祖父、曾祖父都在当地的酒厂以此为生，微薄的薪水只能勉强度日。他不想让我靠近啤酒桶半步。

　　按照父亲的意愿，我刻苦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哈佛大学。1971年，我成为该校研究生，同时研修法律和商务两个专业。

　　读研的第二年，我突然有所领悟：除了学习之外，我根本没有做过任何事情，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一种压力迫使我考虑自己职业生涯，未来渐渐向我逼近，比我预期的早了很多。

　　所以24岁那年，我选择了辍学。父母不能理解我的做法。但是我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人不能等到65岁才追求自己的梦想，现在就必须开始奋斗。

　　我收拾好行囊搭上开往科罗拉多州的大篷车。在那里，我成了一名野外拓展训练教练。这份工作很适合我。由于需要大量登山攀岩的锻炼，从西雅图郊外的峭壁到墨西哥的火山，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我从不后悔花时间“发现自我”。一个人如果能从生命中抽出一些时间考虑要走的路，那么他的生活必将别有滋味。否则，我们只能被别人的意见左右。

　　做了3年半的教练后，我重返哈佛完成自己的学业。毕业后，我在波士顿咨询公司找到一份高薪工作。虽然这是一家颇有名气的智囊机构，但是工作了5年后，我感到了困惑，难道这就是陪伴我到50岁的工作吗？

　　我记得不久前，父亲在打扫阁楼时偶然发现几张发黄的纸片，上面写着几种古老的啤酒配方。他说：“现在的啤酒基本都是水，只在表面有点泡沫。”

　　我同意父亲的观点。不喜欢喝本国啤酒的美国人，却花大价钱买了劣质的外国啤酒。为什么美国人不能酿制自己的上等啤酒呢？

　　我决定辞去工作做一名酿酒师。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我希望他能为传统啤酒的复苏高兴得热泪盈眶。但是，父亲却说：“这是我听到的最愚蠢的决定。”

　　最后，拗不过我的父亲只好全力支持我：当我开办波士顿啤酒公司时，他出资4万美元资助我。加上自己的积蓄和朋友的帮助，我终于成了一名啤酒酿造商。那种感觉就像攀岩一样，自由、兴奋，又紧张。

　　然而啤酒刚刚酿出，我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怎样投放市场呢？批发商们纷纷表示：“你的啤酒太贵，也没什么名气。”于是我考虑创造一个新品种：手工酿制的美国啤酒。为了取一个醒目又高雅的名字，我冥思苦想。最终，我采用了曾策划“波士顿倾茶事件”的酿酒商，也是一个爱国者的名字：塞缪尔·亚当斯。

　　我意识到，为了让品牌家喻户晓，唯一的办法就是现场销售。我换上名牌服装，公文包里塞满啤酒和冰袋，穿梭于各个酒吧。

　　多数酒吧员工都以为我是税务局的人员。但是只要我打开公文包，他们立马来了兴趣。我一边诉说着自己的故事，一边请他们品尝。当听到那句“你的故事好听，啤酒更好喝！”的评价时，我心潮澎湃，无比欣慰。

　　6个星期后，在全美的啤酒节上，塞缪尔·亚当斯啤酒一举获得了最高奖。剩下的事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历史了。我从来没有预料自己会走上这条道路，但是我真的成了一名酿酒师。

　　我给年轻人的建议很简单：人生漫长，不要匆忙地决定，生活不会把一切都计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