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是写我小时候保姆的故事。

　　保姆叫李佩，清贵胄家族的儿媳。新中国初建时，她走进共和国创建者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家庭，走进中南海十七年。当领袖为实现“理想”引发了一场动乱，她又为受难者的儿女，支起一片避风的港湾。

　　晚年，她坦然于贫穷，无悔于人生，留下的是伟大母性心灵的缩影。

　　父母尊敬她

　　1950年1月30日，姐姐出生了。建国初是供给制，母亲所在的全国妇联机关统一给生了孩子的领导干部找保姆。命运，就这样把李佩带进了我们家，无论平静的日子，还是风雨如磐的岁月，都无法分开。

　　我的父母都是抗战时期的“延安人”。进城后，母亲董边从事妇女工作，主编《中国妇女》杂志十七年；父亲田家英1948年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間属于工作，我和姐姐是在保姆的呵护疼爱下长大的。

　　李佩原名李贤佩，去妇联应聘时，她把“贤”字去了。我们叫她“阿姨”。“阿姨”在我们孩子心中，是和自己妈妈有所区别的“妈妈”。我们几个孩子，从小怕她又恋她。母亲放心她，把家都交给她。父亲比她小十一岁，可以说尊敬她。

　　我家吃饭，用的是一个矮圆桌，一边一个木扶手旧沙发，这是母亲和阿姨的专座。父亲从来和我们坐小板凳，且总是靠墙根坐。说到乐事儿，父亲爱仰天大笑，靠得一背白灰。这时候，阿姨总会边帮父亲拍打衣服，边数落着：“挺大的爵儿位，看邋遢的。”

　　父亲去世前几天，全家围坐在圆桌边吃饭，阿姨看出不祥的兆头。她后来和我说，“那天吃饭，我一抬头，见你爸眉头紧锁，两道抬头纹竖起来，我心里头咯噔一下，不是好兆啊。”她的老话老理多，她信就灵。

　　那时的我们，谁也不知道阿姨的身世。

　　1958年秋，父亲见阿姨连着几个星期天有事，随便问了句，“干啥子去嘛？”阿姨说，婆家为分房，打官司呢。父亲半开玩笑：“李佩，你还要当小业主啊？我还是个无产者呢，咱们是一家，我这儿养你老了，以后一起生活。”如果说，父亲的话前半句有点玩笑的意思，后半句可是实实在在的真话。给阿姨养老，是我们全家人的共识。

　　五六十年代，“小业主”是很不名誉的出身和成分。父亲一句话，让阿姨放弃了房产——就跟着共产党的这个好人家，奔吧。

　　我们全家是1958年搬进中南海的。

　　1949年8月父亲随毛泽东进中南海，一直住在丰泽园西边不远的静谷。

　　“静谷”是一个有院墙的园子，偌大的园子里只有父亲住的靠西墙的三間厢房，据说是当年太监住的下房。园内古木林立，苔草丛生，一条条碎石小路，曲曲弯弯。早晨满园雾气，太阳穿过树叶遮蔽的缝隙，婆娑地射进来，雾才一点点散去。乌鸦会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呱呱的叫声，给静寂带来一阵喧闹。一次，姐姐和我说，静谷的乌鸦真坏，今天它们把屎拉在正在院里刷牙的爸爸的牙刷上了，我们笑得肚子都疼了。

　　1959年秋，与静谷相邻的供首长休息娱乐的场所春藕斋要修缮，静谷也在修缮范围，父亲才搬进永福堂。

　　这是一组院落，由北向南一院套一院，从北头过来依次住着陆定一、张际春、我们家：陈琮英（任弼时夫人）、胡乔木、杨尚昆，但院落的格局不尽一样。

　　永福堂最早是朱老总住，以后是彭德怀住。彭老总在永福堂住了近七年，庐山会议后去了海淀的挂甲屯。从1959年到1966年，我家在永福堂也住了近七年。

　　永福堂是个只有大北房、东西厢房的三合院，北房两边各有一个小耳房，前院正房是永福堂院子的南墙。

　　然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家。父母亲住永福堂，我们小孩随阿姨住在中南海乙区称做“南船坞”的一座三层灰楼（也叫南楼）。楼里住的多是中央警卫局的干部、医务人员，知名的有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副局长王敬先、毛崇横、田畴，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等人的家。警卫局是保卫毛主席的“禁卫军”，我想，父亲没让我们和他住一起，是为了他随毛主席夜晚工作、白天休息的需要，他把我们安排住在保卫毛主席的一群人中間，当是最最放心的地方了。

　　南楼的家就是阿姨管的家。再早，母亲带着我住在《中国妇女》杂志社，以后又住过万寿路父亲主持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大院。无论住在哪里，孩子都交给阿姨。阿姨从不休假，从不离开我们。

　　阿姨人勤快，讲脸面。高高的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月白色的大襟小褂，一看就是个利落能干的人。

　　提倡“爱国卫生运动”的年代，机关三天两头检查卫生，每查到我家，检查人员从不进门——“李佩这儿甭查，连床底下都是亮的。”

　　按季节，我们几个孩子的衣服，该穿什么穿什么，棉衣棉裤也分薄、厚。阿姨一年要做十来双鞋，我们的、她的儿女的、她自己的，都由她一手缝出来。阿姨的针线活做得好，针脚细致又齐整。

　　阿姨还做得一手北京饭，讲究什么节气吃什么。菜经她一炒，又香又好看。父亲是地道的四川人，爱说、爱吃、爱下馆子。可他也爱吃阿姨做的饭，连窝头都抢着吃，一手抓一个，说怕吃完没了。

　　母亲后来对我们说：“小事找阿姨，大事找你爸，我没为孩子的事请过一天假。”

　　依恋

　　我五岁开始记事。第一次清晰的记忆，是我趴在阿姨背上，抱着她脖子哼叽。阿姨背着我一圈圈地在屋里转。我出水痘了。

　　母亲后来说，你阿姨背了你一周，听说出痘子怕光，阿姨用红布把灯遮住，生怕落下什么毛病，你可不能忘啊……

　　小时候，姐姐上香山幼儿园，家里只有我，我就像个尾巴，阿姨走哪我跟哪。

　　从小到大，母亲从来没碰过我们一指头，阿姨却常常用笤帚疙瘩打我们屁股，作为对我们犯错误的惩罚。

　　我几个月大时，姐姐小，不懂事，用脚踩我肚子玩。阿姨急了，拉过姐姐啪啪打屁股，母亲正从门口过，连说“打得好！打得好！”阿姨明白：谁家孩子不金贵？这是董边信得着我呀！

　　打是打，但阿姨只打我们屁股，用包了布的笤帚头打。久而久之，我们自知犯错误了，一招呼，自觉地趴下受罚。

　　有一次，我们坐儿童三轮车从幼儿园回家，六七个孩子在车上打打闹闹，正赶上蹬车的老头儿下来和人打招呼，车头一下扬了起来，我们倒向后边挤成堆。好在人小，没分量，挤在一起还逗呢。可拉车的老头儿吓坏了，回来就给住我们楼的幼儿园岳老师告状了。

　　晚上，我们听见门口岳老师和阿姨的说话声，知道“坏了”。一会阿姨进来，气的脸变得老长，凶凶的。哥哥叫着：“阿姨饶命”，一边告饶一边往床边靠。阿姨问：“谁带头起的哄？知道不知道错了？”我不会喊饶，就会哭，用哭声本能地告饶。

　　“趴下！”听到这声命令，就是没商量了。我们趴在床沿，自己扒下裤子，露出小屁股。包得一层层的笤帚疙瘩，打下去不是太疼，多半是委屈。一打，我就放声大哭。可我不知，我的哭，实际是给阿姨助威呢，说明打得有成效，孩子知错了。这一点，我是上小学四年级最后一次挨打搞明白的。早已忘了犯的什么错，只记得那天我咬住牙，心想就不哭。一下两下，阿姨最后绷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死丫头，长大了，打不动你了啊！”原来，阿姨凶凶的脸和生气的样子，是吓唬我们的，她没生气呀？

　　从那以后阿姨再不打我了，我长成大姑娘了。

　　打小她打我，我从不恨她，哭上两小时也要等她给我下台阶；大了不打我了，我更恋她；懂事了，觉得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她。

　　情感随着人的长大“成长”着，有一天，我懂得了“思念”。

　　九岁那年的五一节，阿姨请假回娘家了。晚上，在永福堂勤务员打饭吃的。又看了电影《鬼魂西行》。十点，我们才回南楼的家。

　　一进门，没人，大月亮照得床上亮亮的。我一眼看见枕头上放着的衬衣和罩衣裤，都叠得平平整整，方方正正。我和姐姐上的育英学校是寄宿制小学，学校逢周五换衣服，但回来阿姨就都给换掉，嫌机器洗得不干净。今晚却只见衣服不见人，我第一次有了“想念”的心情，心里一酸，眼泪默默地流出来。

　　德利姐姐

　　德利姐是阿姨的女儿。

　　德利姐性情爽朗直率，不落俗套。她眼睛大大的，梳两条长辫子，爱穿各色浅格布上衣，配上背带裤，在我眼里，她怎么打扮都好看。

　　父亲爱叫她“标准中学生”，全家人都喜欢她。父母视她为我们家的孩子。几乎每周末德利姐都来，看她妈妈，也看我们。父亲若出差，都忘不了委托秘书室负责人陈秉忱通知中南海小南门，给德利姐放行。

　　说来，还是我父母亲鼓励德利姐读书，她才走出一条自己的生活道路。

　　德利姐最初也随阿姨到妇联看孩子。母亲知道了说：“这么大的孩子怎么能不上学？”可供给制每月以小米计酬，阿姨哪有钱给德利交学费啊？甚至想把德利嫁嫁给椿树胡同口那个修车的小伙子过日子得了。母亲把这事告诉了父亲，德利很快就上学了。

　　德利姐小时，跟姑婆（德利的姑奶奶，她一辈子未出嫁，是李家的老姑娘）到齐齐哈尔六爷家上过几年学，可以直接插班，初中考上灯市西口的女十二中。父母一直给她交学费，直到改工资制后，阿姨每月有20元，德利姐上学就是阿姨供了。

　　父亲希望德利将来上北京师范大学，当一名教师。他说德利口齿清楚，说话直爽，心眼善良，是当老师的好料。

　　可德利姐没能实现父亲的设想，初中毕业后选择了卫校。德利姐说，后来一想起田叔希望她当教师，就觉得对不起田叔。我能理解她，她想早一天自食其力，不忍心让她母亲再操劳。

　　德利姐大我十六岁，对父亲记忆深。许多往事，我都是听她说的。

　　有件事，无论什么场合，德利姐一提起就会哽咽落泪：

　　1955年，我不幸患肺结核休学了。我妈性格要强，她不愿意求助董姨和田叔。走投无路，我冒胆给田叔写了信：“我病了，这事我妈知道，她不让我告诉您，更不能给您添麻烦。让我在家休息。我不甘心，难道就等死吗？我是偷偷写这封信的，不过，也不难为您。是福，是祸，听天由命吧。”田叔给我回信了：“知道你病，很是挂念。肺结核这种病从传染上讲是可怕的，但从治疗上讲并不可怕，因为有特效药。你还年轻，生命的路才刚刚开始，要勇敢地面对它。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有我们在，一切不成问题。见信速来一我这里。因手边有事不多写。”那天下着小雨，我打起伞飞也似的赶到田叔处。田叔给了我300元，要我去买药。我每天从朝阳门东大桥走到东单口医药商店排队买药，可几次后，有钱也买不到药了。太难了，我只有再找田叔。见我失望的眼睛，田叔半开玩笑宽慰我：“你看有钱都没处买药。这病你得还不如我得，我得了还可以疗养，还可以借机多看点书。”田叔找了中南海后来给毛主席当保健医生的李志绥大夫，为我要到60支进口的链霉素注射液。两个月后，我的病奇迹般地好了，连老师都十分惊讶。田叔为了我身体恢复得彻底，在女十二中对面不远处有名的萃华楼饭庄，给我包了半年饭，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学生小饭桌”。

　　父亲喜欢德利的率真、透明，对她像自家孩子一样。父亲的性情活泼洒脱，在德利姐的记忆中留下许多故事。

　　父亲有时带姐姐小英到王府井买书，他们会去灯市西口，等德利下课，给她个惊喜。

　　果然，德利姐一出校门，看到马路对面的田叔和小英，高兴得跳起来。父亲带着她俩去椿树胡同康乐餐厅吃馆子，神秘地说，这是给慈禧太后做饭的宫女开的饭店。德利姐注意了，从厨师到服务员果然全是女的。一条大鱼，端上来还带着鳞，跟活的一样。父亲用筷子把鳞一揭，鲜美的肉才露出来。

　　一次，德利姐到永福堂借书，父亲向她道出存在心里多年的一个心愿。

　　父亲的存书多，是中南海有名的。父母住的三问正房有二十来个书架，西厢房整个就是书库，整齐高大的书架，想拿上边的书，得踩上小梯子。不过这里存放的是毛主席丰泽园放不下、也不常用的书。书架上大多是政治类图书，选书时，父亲让德利读点《资本论》，德利摇头，说喜欢看小说。提到小说，父亲说：“我有一个心愿，这辈子不写出一部小说来，我死不瞑目。是有关爱情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