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母亲也说过，在延安和父亲谈恋爱时，父亲就说想写一部小说，写一对年轻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但始终没有写成，说生活素材积累得太少了，写不出来。

　　父亲想写什么，已不可能知道。但以一部小说的形式，把他积蓄多年的对生活对情感的感悟表达出来，这当是真的。

　　“中南海是我这辈子最享福的几年”

　　阿姨嘴里的老话多，什么“孩子，孩子，日子过的就是孩子”。什么“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的确，父母亲再忙，有阿姨带着我们，日子过得热热乎乎的。

　　家里有套从王府井信托行买的硬木八仙桌，带四把椅子，四个方凳。桌围子雕有镂空花格，擦格子是我们的活，小手掏来掏去，擦得锃亮。

　　擦桌、扫地后，阿姨给块水果糖。那时一家一月就二两水果糖，仅够发奖用。

　　买米买面、打油盐酱醋，都是去中南海东门外南长街的小商店。从南楼出发要走小两站地，“我帮阿姨拿”，这是上小学前我们“出远门”最好的理由，我们幼儿时期的小竹车成了阿姨的运输工具。

　　东门外的世界真热闹，锔锅锔碗的，修伞的，钉鞋掌的，还有用旧铺衬换盆碗的。有时换个大粗瓷碗回来，一路捧着美着呢。买了米面吃食，小竹车就得让粮食“坐了”，我走累了，拉着阿姨的衣襟哼哼。

　　“下回还去不去了？阿姨一句话，我撒腿跑到前边的桥上，等着帮阿姨推小车。

　　发票证的年代，每月一人二两肉票，阿姨攒着买了一斤五花肉，周末我们回来炖红烧肉吃。冬天，肉放在窗台上用大碗扣着，结果眼睁睁地看着被老鸹叼走了，大粗瓷碗也给掀到楼下摔两瓣了。阿姨为这事唠叨了多少日子：”呸，死老鸹，你倒给我们留点，都叼走了。“那年月，一点肉都心疼啊。母亲说阿姨快成祥林嫂了。

　　困难时期，中南海里自家不许开伙，一律吃食堂。我和姐姐住校，周末回来都到东八所食堂吃饭。印象里总是白菜豆腐，那白菜还尽是帮子，没油没味，比我们小学食堂的饭还难吃。父亲偶尔拿来桶豆油，阿姨就给我们用白面蘸点芝麻炸排叉（一种老北京的点心），真解馋啊。

　　困难时期过去，生活又好起来。

　　中南海是北京最早用上煤气的地方，是从人民大会堂通过来的。南楼是筒子楼，有一个集体大厨房，灶眼挺多，但油盐酱醋得从家里端。我们住最东头，离厨房最远。阿姨一叫：”二丫头，帮着。“我就巅巅儿地跟着一趟一趟往厨房跑。拿酱油醋，端炒好的菜，拉圆桌，摆小凳，好像做游戏。阿姨像木偶戏里提线的，我像随线蹦跳的木偶。

　　冬天，我疯玩得掉进了冰窟窿，好在水不深，哥哥连拉带拽把我拖出来，棉裤全湿了，到家裤子已冻成”烟筒“。我们一路忐忑，吓得以为该挨打了。一见着阿姨我就委屈地哭了，阿姨急得把我扒个光溜塞进被窝，连数落带心疼，哪还舍得打？

　　夏天，跟男孩子到解放军跳高的沙坑，比谁光脚走的趟数多。回家热得像个红脸大关公。阿姨抓着我，一边洗脸一边说：”二丫头，你傻啊！“

　　生活像平静的水，却过得有滋有味。

　　德利姐工作了，姐姐上中学，我和哥哥上小学，阿姨心里松快多了，有时抓空还去长安大戏院听场戏呢。

　　常听她说：”中南海这些年，是我这辈子最享福的几年。“

　　我看见阿姨哭了

　　有一幕，我总也忘不了，那天，我看见阿姨哭了。

　　玩够了回家，到门口听见勤务员王叔叔的声音，高兴得正要冲进去，却听见阿姨的哭声。”那老丫头（指姑婆，即上文提到的德利的姑奶奶），欺负人啊，使唤儿媳比使唤丫环还狠，嫁到李家，我没享过一天福，只有受气的份。“她道不清受压迫的理儿，可她知道自己命苦。

　　我顺门缝往里瞧，阿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王叔叔在纸上写。我从来没见她这么伤心过，王叔叔还一个劲儿地劝，可越劝阿姨哭得越伤心。

　　那是1962年，正是大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文革“后才知道，当时中南海也在清查阶级成分……

　　这以后，楼里几家人的奶奶、姥姥走了，有的全家搬出了中南海。

　　阿姨没被清走。我现在想，一定是父亲说了话。邻门的燕燕奶奶，一个山东农村的”小地主婆“都走了，何况一个保姆呢？

　　阿姨不知道父亲的保护，父亲不会告诉她，说出来只会伤害她。

　　父亲一贯反对一”阶级斗争“的说法，认为理论上就说不通。秘书室的干部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时，被父亲保护的何止一两人。

　　分别

　　1966年，我们幸福的家，父亲母亲、三个孩子和阿姨，呼啦啦一夜間似大厦倾。

　　那是5月23日上午，父亲在永福堂自尽了。几年前，网络上有传言”田家英死于他杀“，完全是造谣。

　　我和姐姐都在师大女附中读初中，放学后被拦在中南海门外，小汽车把我们送到丰盛胡同一处大杂院，那时我不到十四岁，还不理解”出事“的概念。

　　我们所搬的是阿姨和我们的”家“，父母住的永福堂里的东西全被查封了。

　　搬出来那天晚上，我们在丰盛胡同口饺子馆吃的饭。我挨着阿姨坐，见母亲眼圈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没落下来，她把饺子夹到嘴边又放下，半天没吃一个。我诧异，母亲在我心中是”神圣“的。父亲一直称妈妈是家里的”女皇“，一切听妈妈的。我悄悄拉拉阿姨的衣襟，暗示她看妈妈。阿姨捏了我一把，意思是不要出声。

　　在丰盛胡同住了两个月，父亲新来不久的勤务员陈义国天天来送报纸，田主任长田主任短的，为保密做障眼。但阿姨很快从他的脸色中，看出问题不简单。

　　我们照常去上学，还像快乐鸟。大杂院已对”田家英死讯“风言风语，阿姨听见了，却什么也不敢说，怕伤着我们。

　　两个月后，母亲被拉到妇联去批斗，中组部从母亲那挖不出有分量的”田家英罪行“，不再管”田家英家属“，把母亲交妇联管理了。

　　7月份，一天内我们居然搬了三次家。家什才卸车，一声指令，装车再走。原因是押送”移交“田家英家属的中央办公厅干部，嫌母亲机关给反革命家属安置的房子太好了。

　　我平生第一次坐卡车，从西城转东城。单纯的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屈辱，只会玩呢。可阿姨心里明明白白。直到落日，也没找到一处那位干部认为”适合“的房子，我们只好临时住进妇联一进门的大汽车库。

　　多年后，母亲在《回忆实录》（未刊稿）中写道：”批斗后，没有一个人理我。我去上厕所，看见二英（我的小名）在厕所外边洗手，我很奇怪，她为什么在这里，趁吃饭时，留心观察。见李佩带着小英、二英、家义，住在汽车库里，啊！原来把她们也赶出来。真可怜，我流下眼泪。“

　　由于父亲被定性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母亲成了妇联领导层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给她扣上了”修正主义分子“、”和丈夫开黑店，卖黑货，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顶顶大帽子。

　　批斗中，××（妇联的一位主要领导）在台下忽然大喊：”田家英在庐山会议时就是大右派！“这声喊如同号令，人们一下把母亲揪到台下按下了头，吼声骂声铺天盖地。

　　好人往往比恶人觉醒得慢。这次批斗下来，母亲才醒悟，她已被定成敌人了。

　　我们的家，最终安置在灯市东口妇联职工大杂院一間十二平米的平房和一个废车库。母亲住车库，阿姨带我们住平房。

　　母亲在《苦难的十一年》（未刊稿）中记述：”住在汽车库，空气很坏，光线很暗，晚上没有台灯，无法看书，常常躺在床上想问题。我认为自己历史简单，出身清白，没有功劳有苦劳。现在的处境是受田家英问题的牵连。下放劳改，到农场，我都不在乎，但家里的事，必须处理好。保姆得辞退，不能连累李佩了。“

　　和阿姨分手的时刻，是那样的撕心裂肺。

　　那天，全家在房门口小桌上吃饭，母亲把阿姨叫到屋里。似乎听见母亲在说”走“，我伸长了耳朵，是母亲的声音：”孩子们都大了，不用照顾了，她们可以自己生活了。“这是托词，阿姨怎能不明白？

　　听见让阿姨走，只觉得轰地一下，像地震，我”哇“地大哭出来。

　　母亲应声出来，还是那么严肃：”哭什么哭，没出息！“说完甩脸走了。

　　阿姨跟出来，蹲下把坐在小凳子上哭得直抽的我搂到怀里：”谁说阿姨走，阿姨不走，阿姨等我二英上完大学才走……“”上大学“三个字，一下让我回到现实中。学校停课批斗校长呢，没有”上大学“了。我哭了，思维理智多了，心被阿姨的话温暖着。

　　下乡插队八年，寂寞时，想亲人时，就会想起”阿姨等你上完大学再走“的话，是憧憬？是思念？眼泪顺着脸颊流淌，我享受着这份内心的温暖。

　　呵护

　　母亲谈话第二天，阿姨走了。我以为从此和阿姨分开了，可阿姨早已是亲人，无论”文革“的阻碍，还是天各一方的分别，都没能把我们分开。

　　1969年2月，我突发阑尾炎，母亲在关押中，姐姐下乡了，我一人到北大医院，一经确诊立刻手术。我没有一分钱，三天后我捂着肚子下地给阿姨发了信。第二天她送来五斤粮票和五块钱。

　　一个月后，我就到东北插队去了。

　　离京那天，车站上人山人海。到处是送别的人，我却孤零零的一人，心头飘过一丝凉意，觉得自己可怜。

　　扭头間，我看见阿姨了。走前我给她去信让她不要来送，可她还是来了。她是怎么找到站台找到我的？想不了那么多，我一下子扑上去，娘俩抱在一起，阿姨的眼泪落下来，我没哭，有人送，我已经十分知足了。

　　在乡下，邮递员的到来，是知青集体户最热闹的时分。母亲关牛棚的三年，不许通信。我的来信是阿姨和姐姐的。我把乡下的新鲜事都写给阿姨和姐姐，每封长长的五六篇，然后就开始盼着来信，那种盼，使你感觉北京还有家，姐妹还在一起。

　　离开我家，阿姨只有投娘家人了。父亲当年说阿姨别当小业主的话，真说准了。”文革“中，老李家的姑婆成了小业主，德利姐看见她被剃成阴阳头挨斗的样子了。

　　阿姨娘家有間小房，从前德利姐上学时用的。阿姨把房子换到德胜门外一間十二平米、厕所和用水都在院外的简易房。屋里一张大床，一个方桌两把椅子，两个箱子，一个橱柜，已然是全部家当。

　　在母亲被关押、下干校不能回家的六年間，阿姨这間简陋的小屋，是我和姐姐插队回京时的家。

　　冬季乡下没有农活，知青小半年逗留在北京。这是我和阿姨聊得最多的时光。我们远的近的什么都聊，但聊得最多的还是在中南海的往事。最后，话题总要落到父亲身上，阿姨总要长叹一声：”哎，要说你妈你爸不是好人，这世上就没好人了。你妈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成天拿着报纸，在上写呀划呀，哪有星期天呀？老天爷有眼，好人有好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忘不了，”文革“中说父亲是好人的，阿姨是一个，梅行夫人聂眉初是一个。

　　阿姨讲到父亲的事，还是习惯地数落他：”瞧你爸多大的爵儿位，多大的学问，中南海里谁不敬他？老话说：‘露多大的脸，现多大的眼。’我说他就是玩字画玩坏了，招人恨了。“

　　”你爸什么时候讲究过，头发像乱草窝，鞋总露着脚趾头，脚后跟都开了绽。说他，他嘿嘿一笑，‘有啥子嘛，穿这鞋子不是照开毛主席的会吗？’“

　　说这些，阿姨准落泪。她伤心我也跟着伤心。

　　阿姨的生活来源，是儿女每月给的拢共二十五元。紧巴巴的，也就够上吃饭，过冬的煤火得靠秋季揽点棉袄活，三两块攒出来。冬天见我们来住，真想多添一块煤，把屋里烧暖和点，可就这一块煤愣是添不起呀。

　　我和她生活，把大半年干农活分得的五六十元交给她。她每月计划着用十块钱。她给我包饺子、烙饼熬白菜、蒸玉米面大团子，怎么吃都香。

　　年年回京，年年住在阿姨家。眼见着，阿姨渐渐老了。原先大高个，现在背驼得越来越弯。棉袄大襟上做饭吃饭留下的嘎渣，连她自己一天都不知要埋怨多少遍：”我原先哪这样呀？“”我哪儿这么懒？这哪儿像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