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班超，为人有大志。兄长被召入京，他和母亲随往，然而家中贫寒，班超于是为官家抄书，供养家用。这份工作自然辛苦，这天抄得手酸，班超丢开笔，叹息道：“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大家听了，一场哄笑。班超愤愤道：“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这便是传说中著名的投笔从戎掌故。说起来，当年班超兄长班固因回乡写史而遭人告发，下了诏狱，班超上书汉明帝，受到召见，禀明实情，汉明帝对班固颇为赏识，于是才有被召的题材。汉明帝也因此记住了班超，在某个闲暇时候，问起卿弟安在，班固如实禀告，于是班超也被委派为和兄长一样的文案工作。只是这位二弟的志向的确不在笔研之间，后来果然在西域成就不俗的事业，受封定远侯，终于践行了自己的豪言，与写成《汉书》的其兄，实在是班家文武昭彰的双壁。

班超最初养家糊口的抄书，古人称为佣书。手工抄写是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字材料尤其是书籍复制和传播的最主要甚而是唯一的手段。应该说，母本之外所有副本的制作都是需要誊抄的，不过佣书作为一种行业，班超的掌故却是见诸典籍的第一次，于是它的起始只好确认为汉代。

在如今的人看来，抄书实在是份门槛很低的工作，其实不然。抄书之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这在班超的时代实在不属多数，即便在号称教育普及的后世，也未必人人做得。识字乃至受过高等教育，能够将书抄好也并不简单，除了要耐得辛苦，字迹起码清朗，还必须有相当的学养充当底气。这样看来，佣书竟是读书人专属的一条生路。

佣书被视为一个行业，获得劳动报酬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就史籍的记载来看，班超之所以佣书，乃是因为家境贫寒，这也是所有佣书人的命门，更是这个行业能够存在的要义所在。就班超的个案而言，他的佣书，是受雇于官府，拿的是公家钱。同时代的类似记载虽然不多，但大都是政府行为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佣书，并没有纯粹商业意义上的市场购买。

政府需求出于统治的必要，几乎可以视为一种刚需，而藏书对于所谓统治阶级而言，意义和价值并非仅仅在于文化，或者说文化其实也是要为政治诉求服务的。譬如刘邦攻入咸阳，诸将皆争先掠夺金帛财物，而萧何乃先入秦宫，收取秦丞相、御史之律令图籍。这样的行为，直接导致汉立国之后，具知天下要塞乃户口多寡，形势强弱，以及民间疾苦情状。这些信息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意义，真是怎么估量都不为过。资治的诉求，在太平时代也是搜集典籍的诱因，对相关文献的复制，原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文化的弹性绝对不会局限于讲求实用的官厅文本，文学历史哲学诸门类的发育，作品的流播，在文字当道的时代，自然不会满足于口头的传诵，学问的究治，也必须依托于相关典籍的收藏，汇拢起来，这实在是一个极其强悍的缺口，作为复制副本的唯一途径，由买方卖方共同构成市场化的佣书行业，其兴起真的是必需的。

这个必需的时代被定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轻薄廉价的纸张广泛流行的时代。虽然造纸术发明之后，纸张并未成为主流的书写载体，简牍和缣帛依然占据书写材料的主体位置，不过东晋的桓玄以政令的形式，宣布纸张对原有书写材料的替代，这种替代尽管披着强制的外衣，但不难想象，桓玄之所以有此政令，必然是民间已经拥有了浓郁的此类风气，方才有此发动，所谓应运而生是也。

作为文化的一个元素，宗教对佣书的推动是不容忽视的。伴随佛教道教的兴盛，佛经的迻译，道籍的制造，出于传播的需要，抄写复制成为重要的途径，于是佣书人中后来分化出专门抄写宗教经文的门类，称为写经生。其实，经文的复制原本是僧侣的分内之事，但当宗教的影响深入民间之后，这种格局就有了变化。譬如佛教信众出于祈福求保佑的期待，尝试以功德主的身份舍财写经，在表达虔诚的同时，将对菩萨呈报的私人愿景机巧地夹带在抄写佛经的题记里面。这是一种极富本土色彩的民间智慧，因为比起凿窟造像建盖寺庙浮屠，写经的成本实在是太过实惠，尤其搔到贫寒信众的痒处，因而不能不引发效仿和攀比，也就不能不蔚为风气。最虔诚的功德自然是亲自抄写，只是会写字的人在当时并不广大，而权势阶层以及商业人士，殷实的经济实力足以令他们规避抄写的辛劳，必然或者只好出资雇人代劳。由于代劳的需求太过充盈，出家人已经不能满足如此炽烈的渴求，佣书人以及穷寒的读书人转而介入写经，写经生于是成为专门职业。前面说过，不是识字乃至受过教育的人都能佣书，这一点在写经上尤其如此，鉴于写经的目的在于做功德，或者直截了当说是求佛办事，意在发愿消灾的雇主势必将灵验与否的砝码押在写经生身上，写经的水准被推到一个严苛的地步，相比一般的佣书人，写经生肩负了宗教、道德、技能的诸般压力，一丝不苟甚至战战兢兢便是他们工作的常态。

除了辛苦的谋生，佣书其实也并非毫无存在感的枯燥工作。不可否认，包括写经生在内的佣书人在这般辛苦谋生的同时，也受用着学习，于是其间颇有人经过笔墨历练之后，于学问和书法都有不俗的长进，成就自己的功业。譬如三国时吴国的阚泽，在刘玄德大举伐吴连战连克的危急时刻，以全家性命作保，向孙权推举了陆逊，彝陵之战大败蜀军。这位不同凡响的大臣，早年家世农夫，居贫无资，好学的他常为人佣书，所写既毕，诵读亦遍，于是究览群籍，追师论讲，兼通历数，由此显名。后秦的僧肇也是家贫以佣书为业，由此历观经史，备尽坟典，叹服于《维摩经》的深邃，剃发为僧，皈依佛门，后来得到鸠摩罗什的真传，被赞为秦人解空第一者，其所作《肇论》是佛教哲学的代表作，影响深远。萧梁的王僧孺，也有佣书养母的经历，天资聪颖的他不但因抄书而善楷隶，而且博闻强记，被誉为“即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他入仕后政绩卓著，又是南朝著名的文士和知名的藏书家。其他如东晋的范汪、后梁的张景仁、北魏的崔亮等，都是以佣书作为人生的初始职业，后来各自成就一番功业。这样看来，佣书可以说是这些读书人成学成名的阶梯，乃至入仕的摆渡。

可以逆料的是，批量复制的印刷术，是手抄的佣书业之天敌，现存最早的印刷实物出自唐代，敦煌遗书中，印本的《金刚经》赫然在目，不过也同样有手抄的经文。可见，同造纸术诞生后并未立刻替代简牍缣帛一样，雕版印刷发明之后，手抄的形式也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唐代大书家虞世南的兄长虞世基，入隋后贫无产业，便每以佣书养亲。即便在刻书盛行的时代，佣书虽然退居非主流，乃至严重萎缩，但也并未消歇，甚至还有过规模庞大的佣书活动。譬如《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鉴于其卷帙太过浩大，无法制版印刷，只好雇用佣书人誊抄缮写，以至于事情结束之后，许多佣书人闲居，行市大跌，有慧眼者乘机招募，从《四库全书》底本中誊录近百种集部书籍。

说到行市，班超等人佣书的酬劳既然可以养家，应该不会太过低下。北魏的刘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刘宋的陶贞宝，善隶书，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有人经过换算，以为他写经3张纸的佣金差不多够得上一匹麻布的价格。唐代的吴彩鸾，因夫不治生计，家贫，以小楷书《唐韵》一部，卖得五千钱，以为糊口之计。应该说，他们的报酬都算是可观的。四库馆开出的标准则是每一千字给银二钱五分，而熟手的缮写速度可以达到每天约写两千字，这自然是一笔滋润的收入了。当然，缮写草率者，届时也是要赔纸换写的。

王嘉的《拾遗记》里讲故事，说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内，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廪，九族宗亲，莫不仰其衣食，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拾遗记》所记多属奇闻轶事，所以本故事只好作佣书的传奇看，不过也不妨当作是一种折射性的社会反映。既然美姿容的潘岳可以受到妇人的掷果追捧，同样俊俏的王溥还有富丽的文辞出售，衣宝盈车的景象似乎亦不为过——尽管有些文艺的夸张。这也不足怪，撰写这类凭借笔墨致富故事的本就是文士，不免会将难以企及的愿景附会在自我意象的同类身上。据说他形貌丑陋而聪敏睿智，于是这故事愈发地平添某些心理投射。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文辞，毕竟抄书只是复制，容不得创作，于是这传奇便有些渺茫起来。

至于佣书的字体，一般都是正体，行草少见。由于镇日浸淫于笔墨之间，佣书人当然对书体构成了影响，自然也产生了一些书家。《宣和书谱》说：唐书法至经生自成一律。清人金农抄书易米，形成自家特色的抄经体，并与他的楷隶作品相互渗透，颇富创造性。当然，更多从事佣书的人，如同历史上从事其他行业沉默的大多数一样，留不下丝毫的影响，大约只有他们缮写文献的字里行间，善存下他们些许的印记，尽管这样的文献在经历时间的打磨和风云变幻的水火销解之后，更多只剩下绝不丰裕的孑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