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78年5月，墓室积水终于被抽干，曾侯乙编钟完全从水中露了出来。文化部文艺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家黄翔鹏、王汀等人立即对出土的全套编钟逐个进行测音。检测结果显示：曾侯乙编钟音域跨越了5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全。为体现曾侯乙编钟的价值，1978年建军节，历史上唯一一场曾侯乙编钟原件演奏音乐会在驻随炮师某部礼堂举行。沉寂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重新奏响了它那雄浑而又浪漫的千古绝响。音乐会在《东方红》的乐声中开始，然后是古曲《楚殇》、外国名曲《一路平安》、民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最后，音乐会在《国际歌》中落下帷幕。这场音乐会共进行了两个小时，当演出结束时，人们一时无法从那种震撼中回过神来，现场在数秒寂静之后，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早已热泪盈眶。

　　这次音乐会过后，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曾侯乙编钟复制工作展开。1984年7月，全套曾侯乙编钟复制成功。1997年香港回归之日，曾侯乙编钟的雄壮乐声飘荡在维多利亚海湾的上空，奏响了中华民族的世纪强音。如今，曾侯乙编钟原件、尊盘及同时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都被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内。

　　大盂鼎潘家世代护宝

　　大盂鼎铸成于西周康王时期，相传于清朝道光年间出土。出土后，首先被当地士绅宋金鉴收藏，不久转手，为岐山县令周庚盛所有。此后又被辗转卖至北京琉璃厂。公元1850年(道光三十年)，宋金鉴考中翰林，遂用三千两银子将大盂鼎购回收藏在家中。十几年后，宋家家道中落，宋氏后人允寿将大盂鼎以七百两白银的价格转让给了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僚属袁保恒。

　　而袁保恒知道左宗棠素来酷爱文物古玩，便将大盂鼎献给了左宗棠以表忠心，左宗棠自是非常珍视。左宗棠曾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负责湘省全部军务，但他自视极高，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人。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人陷害，遭朝廷议罪，幸亏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上奏咸丰帝力保，加上多方打点，上下疏通，才终于豁免。巧的是，潘祖荫是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为谢恩，左宗棠又将大盂鼎送给了潘祖荫，珍藏于潘家。这样的宝物肯定有很多人觊觎，但潘氏位高权重，大鼎一直比较安全。潘祖荫去世后，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他珍玩一起，由水路运回了苏州老家，看做传家之宝，从不轻易示人。

　　光绪末年，端方任两江总督，此人也是著名的金石大家，久闻大盂鼎之名，挖空心思想据为己有，但都被潘祖年拒绝了。民国初年时，又有美籍人士专找潘家商谈要求出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同样被回绝了。20世纪30年代中叶，国民党在苏州建了一幢大楼，想在大楼落成后办一台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并借此无限期占有宝物，同样被潘氏婉拒。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州沦陷。此时，潘祖年已作古，其侄孙承厚、景郑等为避战乱，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地点选在了二进院落的堂屋，此处久无人居，积尘很厚，丝毫不引人注目。潘家人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将全部宝物藏入地下，又将室内恢复成原样。为保密起见，整个过程除潘家人以外，只有两个佣工和一个看门人参与其中，所有参与者都被反复叮嘱要严守秘密。不久以后，潘氏全家就迁到了上海。日军曾反复搜查潘宅，终无所获，只好作罢。期间，潘家的看门人曾盗掘若干小件珍藏，卖给了洪姓古董商人。而大鼎因为过于沉重，不便搬动而逃过一劫。

　　新中国成立以后，潘家经商议，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并希望将两件大鼎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7月26日，文管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赴苏州，大鼎终于重见天日。为表彰潘达于的献宝壮举，华东文化部于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后，展出了大盂鼎。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包括大盂鼎在内的125件珍品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鉴赏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盂鼎。通高102.1厘米，口径78.4厘米，腹深49厘米，重153.5公斤。立耳；深垂腹，腹上部饰曲折角兽面纹；颈及足上部饰外卷角兽面纹、出脊，足下部略呈蹄形，造型雄浑，工艺精湛，为西周康王时期贵族盂所做的祭器。

　　大盂鼎内铸有铭文19行，共291字，这也是大盂鼎最为珍贵的部分。铭文记述了周康王命盂管理兵戎，并赐给香酒、命服、车马及1700余名奴隶之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