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亚当斯律师答应为英国士兵辩护。这着实令1770年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英国人的征税法已经让北美殖民地人民无法忍受，反英情绪正激烈，这群英国士兵居然在街头公然开枪，杀死了五个平民。更何况，亚当斯原本还是以反对英国压迫而闻名的。但这一次，他却顶着激愤的群情，替一群英国国王派来的杀人犯打起官司来。要知道，在此之前，被囚禁起来的英国上尉和士兵，甚至都找不到几个像样的人肯替他们辩护。

　　这一年，又矮又胖的亚当斯35岁，距离他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还有将近30年时间。在一个英国国旗正被四处焚烧、征税员被人浇上桐油示众的城市，这个决定并不轻松。而他后来的表现也确凿无疑地显示出：他既对英国士兵的所作所为没有好感，也不希望通过此事讨好英国人而谋得什么利益。

　　既然如此，我便只能从他那让人印象深刻的辩护中寻找他的动机。一份文件记录了这个口若悬河的律师的如下辩词：“法律一方面对被告的乞求与哀叫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对公众的叫嚷不理不睬。法律只维护善，惩罚恶，它不以人们的贵贱贫富为标准，法律不受情感左右，它永远是理智的。”

　　通过他的辩护，后人也得以了解这场屠杀的基本脉络：愤怒的人群叫嚷着“打死他们”，挑衅英国士兵，并且向他们扔去雪球、冰块和石头，后者于是开枪还击。据此，亚当斯在挤满了愤怒的旁听者的法庭里作出如下辩护：如果一名军人在执行职守时杀死一个对他进行侮辱的人，那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他几乎大获全胜。包括上尉在内的六名英国士兵被无罪释放，两人被判处过失杀人。这个结局让大多数波士顿人感到失望，此后一段时间里，他几乎名誉扫地，没有什么官司可打，许多人怀疑他变成了一个亲英派，另一些人则指责他是被金钱诱惑——尽管根据记载，他为这个官司忙活了将近一年，却只获得了少得可怜的代理费。

　　在这个固执的人看来，他所服务的，并不是几个他所反对的政府的士兵，而是以上帝之名制定的法律，这个法律“假定每一个人都是无罪的，在法庭判决之前，没有权利把任何人称为杀人犯”。

　　法律的公义并不为民意所左右，这是亚当斯辩词中的精义。愤怒的波士顿市民并没有让他放弃信仰——事实上，他对于民意的狂暴始终保持警惕。此前，看到反对印花税的人们砸毁英国官员的房子并抢劫财产时，他就表达过自己的恐惧。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作为美国的第一任副总统，坚决反对过火的暴行。

　　法国发生的暴行让他相信：“在民主政体中无限制地滥用权力，就像在君主专制统治下一样暴虐、残忍。”而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革命者砍掉脑袋后，他对一名英国记者说，人类最终会发现，假如大多数人失去控制，他们和不受约束的暴君一样，会变得专制残暴。

　　在很长时间里，亚当斯并没有太好的名声。有人注意到，他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建筑物或纪念碑上，教科书也只是将他一带而过。与独立战争的领袖华盛顿、人民权利的维护者杰斐逊相比，他保守、固执，刻意与激进者保持距离。而这些特质，都体现在他为几名英国士兵所作的辩护中。

　　他曾带领国家摆脱与英国的战争，第一个将美国政府搬进了白宫，但在晚年回忆起来，他却觉得，只有1770年那场辩护，才是他一生中为美国所作的“最杰出、最明智、最勇敢也最公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