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9-2011-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全四卷) 内容简介

本套书是一部关于汉译日文图书书目的著作，搜集、整理、编排了自1719至2011年间中国出版的译自日文的图书共2.5万多条的书目信息，由多部书目资料搜集、整理而成，在时间上横跨近三百年，范围基本涵盖所有汉译日书的书目信息，种类全，可视作对汉译日书的总结，是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汉译日书很齐全完整的工具书。

1719-2011-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全四卷) 目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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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1—1949.9
年份缺失
附录
书名索引
著译者索引
第二卷
1949.10—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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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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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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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1972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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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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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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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1988
1989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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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附录
书名索引
著译者索引
第三卷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附录
书名索引
著译者索引
第四卷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附录
书名索引
著译者索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1719-2011-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全四卷) 节选

序言一 高原明生 高原明生，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 与本书主编田雁先生相识是通过笹川日中友好基金的“阅读日本书系”图书翻译出版项目。田先生作为该项目的中方选书委员，不但向*国读者推介了许多日本好书，还亲自参与了系列图书的编辑工作，为将日本图书出版文化的精粹介绍到*国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1719—2011》是他继2014年《图书出版产业之中日比较》一书出版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推动日中出版交流的力作。该书收录了从1719年到2011年近300年*国翻译出版的总量超过25000种的日文图书书目，并对其进行整理。从中不但可以看出*国不同时期翻译出版日文图书的特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以来*国引进日本文化的趋势，以及引进活动给*国社会带来的影响。田先生及其他编者从事的是一项需要付出极大的热情和努力，扎扎实实地为日中文化交流进行积累，并为进一步深化交流提供参考的工作，它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这部书是对近代以来*国翻译出版日文图书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总结。它不仅为近300年来日中图书出版交流提供了一个概览，还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交流的特征。与书目的学术价值同样令人叹服的是编者不惜时间和精力，任劳任怨，为日中图书出版交流搭桥铺路的奉献精神，这一点是日中两国学术界和出版界同仁有目共睹的。 其次，由于有了可供参考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对日中出版交流的分析研究就包含了很多引人瞩目的内容。比如，书目显示，在1895年以前，日文图书的翻译出版主要是由日本方面推进的，而1895年之后逐渐过渡到由中方出版社*导；直到1949年，日本的*国学研究者和研究机构都在日文图书的翻译出版工作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如，近代以来，*国一直试图深入了解日本，而这种努力在战争期间以及两国邦交非正常化时期也从未间断。而*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分析不再是推测，而是以具体的书目为根据，因此更加令人信服。 *后，书目也显示出了目前日文图书翻译出版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其中有一些问题十分严峻，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日中学术界、出版界人士今后共同的努力方向。比如，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在*国翻译出版的日文图书数量在逐年增长，但社会影响力却在下降。这里固然有政治、外交、国民感情等因素的影响，有电视、报刊以及网络等媒体的冲击，但从书目构成和内容上看，翻译图书的选择过于市场化，导致大量漫画、手工图书得以引进，这是构成日文翻译图书社会影响力降低的重要原因。 田雁先生和其他编者用他们辛勤的劳动，不仅为*国，也为日本的学术界、出版界以及其他关注日中出版交流的各界人士提供了价值极高的参考数据。在这部辛劳之作付梓之际，我作为和田雁老师在同一个合作平台上共事的同行，以及一个从事日中关系研究的学人，谨对本书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对编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也期待日中出版交流界的这项不辞辛苦、脚踏实地的开拓性工作能够对其他领域相关工作的开展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5年4月 序言二 王向远 王向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北京师范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国东方文学研究会会长。 田雁先生的《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1719—2011》就要出版了，我很荣幸能有机会在这部大作的卷首写上几句话。 多年来，我国学界十分注意文献书目的整理，陆续出版了多种相关著作。在汉译日文书目的辑录方面，也有数种著作出版。但是现在看来，有的出版较早，不逮晚近，如谭汝谦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有的由于学科门类的限制，不能全面覆盖各个学科，如王向远著《日本文学汉译史》所附《20世纪*国的日本文学译本目录（1898～1999）》；更有的书则不知什么原因，错漏百出，甚至“千出”“万出”，不足征信，如*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而田雁先生的《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则从1719年编起，直至当下，收录范围近三百年，广为搜罗，查漏补缺，所得书目25000多种，堪称汉译日文书目集大成者，规模*前，厥功甚伟。 田雁先生是文献目录与出版史研究的专家，对日本的出版史及其与*国出版文化的关系做了专门研究。他在汉译日文书目文献的收集整理与校勘方面也显示了可靠的专业素养。《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在书目搜罗的完整性、信息资料的可靠性、编纂排列的科学性与适用性方面，可谓毕其功于一役，足资读者信赖与利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者，中日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者，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研究者，图书馆学及出版学研究者，乃至许多对中日问题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以将这样一部书目文献工具书置于座右，随手翻检查阅。 也许有人认为，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检索文献信息十分方便，像书目索引这类工具书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其实恰恰相反，在没有专门工具书的情况下，只靠主题词的海量检索，倒是快捷方便，但缺点则是会有不可避免的、莫名其妙的遗漏，我们只能大致了解情况，不可据凭。鉴于这样的观察和想法，我在近几年也拿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编纂《*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国比较文学年鉴》等工具书，并以此输送电子媒介。同样，现在只有出版像《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这样的文献目录纸质本，并使其成为电子检索的母本，才能使电子检索在快捷性之外，也有完整性与可靠性。 看到这2.5万多条书目，我有叹为观止之感。近三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尤其是*近四十多年来，*国翻译家对日文图书译介的用心与勤勉、出版者的努力与效率、广大读者关注与阅读的热情，还有*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强大包容性与作为翻译大国的开阔胸襟，都可以从这洋洋大观的书目中得到体会和感知。有人说文化大国必定是翻译大国，翻译大国必定是文化大国，诚哉斯言！这些译书，表明近现代*国不仅面对*国以西的“西洋”，也面对*国以东的“东洋”；*国不是被动地迎拒外来文化，而是积极主动地从异域采撷。“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汉译日文图书为三百年来中日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留下了*确实的证明，其对我国的文化建设所起的作用，值得高度估价和充分评价。翻译本身既是知识文化的引进，也必然含有译者乃至读者的许多创造性的解释、转换、转化与消化吸收，因此译文也构成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此，编出这2.5万多条书目，就等于为我国三百年翻译文化及其遗产列出了一份清单。 《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卷帙浩繁，涉及多学科门类的书目，需要广征博采，耗时费力，工作量大，辛苦编者一人，方便千万读者。我作为读者之一，在此对主编田雁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并对本书的出版发行表示祝贺。 2015年4月 前    言 一  历史 要了解一个民族,首先需要了解其文化。而说起民族文化的介绍，图书的翻译出版应该是*直接的途径之一。如果说图书是民族文化传承*基本的载体的话，那么，图书在不同语种间的翻译出版，就相应地承载着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就文化的同源性而言，中日两国间曾有着*常深厚的渊源。一是文字的同源。在汉字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后，直到片假名出现之前，汉字都是日本*一的文字。二是儒学文化的同源。自儒学传入日本后，直到江户时代后半期，日本还“在各地设立以汉学（儒学）为中心的各种私塾，学问通过藩校得以普及”。 〔日〕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历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09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中文图书伴随遣隋使、遣唐使的往来，此后又随着宋明之际民间的贸易往来不停地输入日本。 据日本史书记载，在9世纪末，日本所存的汉文图书就已经多达一万六千余卷。而到了明清之际，借用日本学者大庭修在《江户时代*国船载入书籍之研究》一书中的观点，从17世纪末到明治维新前约180年中，随民间商船输往日本的汉籍就有八千余种，清代出版的书籍，就种类而言，有十之八九传入了日本。由此而言，至明末清初，日本都还在广泛且深入地引进*国图书。由此而言，历**的日本，其文化的确受*国文化影响至深。 不过，这一时期的*国，却很少有翻译引进日文图书的举措。 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清朝国力衰落，日本对*国文化的崇拜心理开始发生变化。到了19世纪60年代，日本公开打出“脱亚入欧”的旗号，将学习和崇拜的对象转为德法为首的西方。没有想到的是，仅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日本就在之后的甲午战争（1895年）中，战胜了曾经的天朝帝国。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天朝的战败居然成为*国翻译引进日文图书的契机。 就在甲午战争之后，*国社会表现出了强烈的向日本学习的意愿，用康有为的话形容就是“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随后，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黄兴、宋教仁等革命派，甚至张之洞、刘坤一这类鼓吹变革的满清官僚的强力推动下，20世纪初，出现了全社会翻译引进日本图书的波澜壮阔的浪潮。这股学习的浪潮是如此之强大，谭汝谦先生曾如此评价：“自明季以降，偏重翻译西书，尤其是英文书。但甲午之后，直到今天为止，中译日书成为*国译业重要的一环。尤其是从甲午到民元，中译日书的数量是压倒性的：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译自英文者共89种，占**译书总数16%，德文书24种占4%，法文书17种占3%，而译自日文多达321种，占60%。这批译书在佚入新思想新事物的同时，又使一大批日本词汇融汇到现代汉语，丰富了汉语词汇，而且促进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国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也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开辟了康庄大道。” 自此以后，日文图书的翻译就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国内各家图书馆收藏的1719—1999年间出版的汉译日文图书多达25000多种。透过对汉译日文图书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将近代以来的汉译日文图书出版历史，分为清末民初的初萌（1719—1911）、民国年间的艰难（1912—1949）、新*国成立初期的探索（1949—1976）、“”之后的转型（1977—1999）以及新世纪的发展（2000—2011）五个阶段。其中出现有1901—1911年、1928—1937年、1982—1992年、2000—2011年四个阶段性高潮。必须指出的是，在汉译日文图书的翻译出版的初期，日本的学者与机构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分析近代以来引进的汉译日文图书书目，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引进的广度及力度各有偏差，但在总体上，对日本学术界的不同时期的主要作者以及主流作品都有引进。其领域不仅遍布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教育等人文科学的各类学科，而且还涉及数理化、工程电子、生物医学、大气天文等自然科学的各类学科。 如果进一步分析近代以来汉译日文图书的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汉译日文图书的翻译出版，一方面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及军事因素的影响而上下波动；但另一方面，即便在中日关系*为“冰冷”的时期，如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以及1949—1972年间中日关系非正常化时期，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图书翻译出版这样的文化交流。 不过，就近代以来的中日两国图书翻译出版的态势而言，汉译日文图书的出版数量远远超过日译中文图书的出版。这一趋势在新世纪（2000—2011）依然如此。 二  现状 进入21世纪后，就中日两国间的图书翻译出版而言，这既是一个“*好”的时代，也是一个“*坏”的时代。 说“*好的时代”,是指这一时期两国间文化交往之频繁,尤其是汉译日文图书数量之多是**的。在图书出版领域，2000—2011年间*国大陆共翻译出版日文图书约9600种。其中， 2000年，引进日本图书版权为680种，而到2011年已经增加到1905种。然而，日文图书版权引进数量的增加，却并不意味日本文化影响力的增加。因为书目显示，在汉译日文图书中排名前5位的分别是文学（2412种），艺术（包括漫画，1183种），文化教育（864种），健康（773种），语言（727种）。从排名上看，文学、漫画等领域图书翻译出版数量的不断增加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图书翻译出版数量的日益减少不协调。这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图书的翻译出版的缺失，正是文化传递功能弱化的一种表现，尤其是社科类图书翻译出版的缺失已成为*国民众对日本文化不断疏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坏的时代”,是指两国间的政治对立,尤其是民众间的相互敌视也是前所未有的。根据日本 “言论NPO”与《*国日报》合作的*新民调结果显示，在2014年，对日本持负面态度的*国人比例为86.8%，同时对*国“印象不好”的日本人比例高达93%。之所以如此，可以说是中日两国间领土纠纷、历史教科书、战争赔偿等问题迭出，使得国家间及民众间的关系正逐渐变得情绪化。这样一种情绪表现在图书翻译出版领域，就是两国国民彼此之间的选择性阅读，导致图书的社会影响力下降。在汉译日文图书方面，一个典型的数据是在21世纪前十年，汉译日文图书的种类每年递增，但每种图书的印数却递减。虽说这样的问题应该是传统图书出版业的“新世纪通病”，但是，汉译日文图书的印数递减之快，却是那样出乎人们的意料。 在此，以我目前所从事的“阅读日本书系”为例。这是一个以介绍当代日本文化与社会、促进中日两国民间理解为己任的图书翻译出版项目，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发起，联合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新星出版社等共同实施的民间文化交流项目。书系遵循以下选书原则：①全新——所推荐图书为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作品；②全面——须是对当代日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法律等领域的全面介绍；③权威——以作者知名度、著作影响力及可读性为主要推选标准；④亲和——推荐的图书应适合*国读者的阅读倾向。项目从2009年启动至今，已经翻译出版70余种日文图书。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09年，“书系”图书的初版印数都在4000册以上；而到了2014年，图书的初版印数都已降至2000册。 从读者的因素考虑，这其中固然有中日两国间领土纠纷、历史教科书、战争赔偿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但也是因为随着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工具推动信息快速传播，社会舆论环境和媒介生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只要人们愿意，每天都可以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来阅读发自日本的现场报道。于是，为了求“快”求“新”，在阅读媒体的选择方面，国内的读者就更多地选择报纸、电视及网络，而不是具有真正文化沉淀的图书。 这种一事一议式的“快餐化”阅读，无法帮助国民去真正理解日本社会与文化。因为在“快餐化”阅读的背景下，“群体只知道简单而*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对真理或*对谬误”。由此而引致汉译日文图书的相关社会影响力不断下滑。 其实，对于图书的社会影响力的下滑，我们的日本同行、岩波书店的马场公彦在其《战后日本人的*国观》一书中，也有相同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后，即1989年政治风波、海湾战争以后，日中民间交流有了质和量的飞跃，加之网络等通信手段的普及，使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各领域的相互交流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日中关系并非取决于领导层的对外政策，而是由掺杂着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的两国国民感情来决定的。甚至给人们一种印象，即领导层似乎是根据国民舆论的动向来制定政策的。对华舆论的阵地也由从前的报纸杂志、书籍这样的文字信息开始向以电视、图片为中心的影像倾斜。媒体的比重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形式上的转变使日本人对*国的是非曲折判断不再那么理性，日本人对*国的好感开始随感情而变。”这段话虽然说的是当今的日本与日本人，但是，如果将对象换成当代的*国与*国人也同样适用。 尽管图书的社会影响力正在下滑，然而，作为一个出版人，我还是认为，与那些几乎每日可见的电视、新闻以及网络上的“快餐化”的日本报道与解说相比，只有对那些文化的、民族的、有代表性的日本图书作品的翻译，才是人们了解日本文化和社会*真实的途径。也只有那些文化的、民族的、有代表性的日本图书作品，才能真正凝结日本文化和民族思想的代表人物*为深刻的思考。 同时，作为出版人，我还坚信，在将日本的图书译介给国内读者时，不应该只是为了证明某种理念或者为某种理念辩护，而是应该通过“日本作家笔下当代日本的解读，去解悟反省历史，以开放的心态寻求两国国民在历史、文化以及情感方面的跨时空对话和理解”。也就是说，通过译本的选择，解读真实的日本，进而构建起两国国民之间的对话和理解之桥。 三  期望 *国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曾经说过：“目录学就是历史书籍介绍，它使我们大概知道有什么书，也就是使我们知道究竟都有什么文化遗产，看看祖遗的历史著作仓库里有什么存货，要调查研究一下……目录学就好象一个帐本，打开帐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门径。” 因此，我们首先期望通过本书目的编排与出版，让研究者可以利用这些书目所勾画出的近代以来的汉译日文图书的总体构造，根据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作品的流入实态，通过建模、描述、分析等技术手段，利用这些书目所构成的学术版图，就近代以来的日文图书在*国的传播途径及社会影响展开整体性研究。 戴季陶在《日本论》中写道：“‘*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长期以来，国人深受此说的影响，从而认为*国对日本的了解，远不如日本对*国的了解。然而，就我们目前搜到的中日两国间翻译图书的数量而言，本书目中所收集的汉译日文图书书目达25000多种，而日本对翻译引进的中文图书还不到8000种。也就是说，至少在图书翻译领域，国人所做的工作远远超过日方。 因此，我们也期望通过本书目的编排与出版，比较完整地描绘出汉译日文图书的历史及整体形象，为我们翻译出版界的前辈在过去为解读日本所做的努力正名，进而能够比较全面地对汉译日文图书的社会影响与作用做出评价。 既然我们所翻译的日文图书，无论在种类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超过日本所译汉书，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年来国人还会有*国对日本的了解不如日本对*国的了解的观念呢？ 因此，我们还期望通过本书目的编排与出版，帮助人们通过对汉译日文图书出版历史的整体审视，整理出过去曾经从日本引进了哪些图书，现在又正在从日本引进哪些图书，进而结合目前中日图书出版交流中所存在的问题，反思国家对日图书版权引进的相关政策，对引进图书的结构加以调整，为今后日本图书的引进明确方向。 图书的翻译出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是文化信息由译者向读者传递的过程，也是文化内容协商与认同的过程。如果说“为什么翻译这个作者的书而不是那个作者的书”“为什么翻译这个作者的这本书而不是这个作者的那本书”等是旨意转达、传递的过程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个作者的书会畅销”“为什么这个作者的思想与观念会得到认可”等就表现为对这一过程的认同。 从文化的社会意义来说，日文图书的翻译出版，是一个比较全方位地解读日本的窗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可以说是几经波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已经延续多年的“政冷经热”的格局，在安倍第二次上台后，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改观，反而越发严峻。在此背景下，如何全面、客观、辩证地认知当代日本社会，翻译图书的选择与传递显得就格外重要。 无论如何，我作为一个作者，总是对自己的作品寄予很多的期望，然而，这部近代以来汉译日文图书的书目汇编如果能够对读者、研究者哪怕有一点点帮助，我就感到不胜荣幸了。本书一定存在一些疏漏，在此也敬请读者、研究者多多指正。 田雁 2015年4月16日 于南京大学费彝民楼 凡    例 一  收录范围 1．本书目所选录的汉译图书书目均由日文图书翻译而来，其中包括日本人原著或经由日本人翻译成日文的他国原著后再转译的汉译图书。 2．本书目所选录的起始时间为1719年，即现在国内图书馆所藏*早的汉译图书的出版时间，而截至时间为2011年。 3．本书目所采用的原始资料，在1719—1949年卷，主要由《*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民国时期总书目》《**翻译图书总书目》综合而来；1949—2000年卷，主要由《**总书目》（1949—2000年）、《**内部发行总书目：1949—1986》收集综合而来；2001—2006年卷和2007—2011年卷，则由《**总书目》（2001—2011年）收集综合而来。 二  收录原则 1． 本书目收录原则为，对同一作者，译者不同、出版社不同，或同一作者，译者不同、出版社相同均予以独立条目收录。 2． 本书目采用编年体例，即按年度来编排书目，同一年度内的书目则以拼音排序。对书中标记为清末或光绪年间、宣统年间的出版物，一律归类于1911年前出版，排序于1911年之内。对书中标记为1945年前的出版物，则排序于1945年之内。而对于出版年份缺失者则统一放置于全书*后。 3． 有部分图书版权页上的出版年月会早于例编的图书出版编年，这可能是因为申请书号是一个年份，而图书的正式出版又是一个年份。在此，本书目仍按《**总书目》所收录的年份进行编排。 4．鉴于《**总书目》电子版2008、2009年未收录书目的书号，且自2009年起，《**总书目》电子版不再收录译者名，在此，本书目也遵从《**总书目》不再另行收录。 三  书目内容 1． 流水号。由编者统一编排，以便检索与统计。 2． 书名。包括书名、副书名等。 3． 作者名。日文书为原作者名，而外文书则包括原作者名以及日本翻译者名。 4． 译者名。包括日本译者及*国译者。 5． 出版信息。包括出版地、出版社、版次、印刷方法、插图、册数等。 6． 内容提要。 7． 书号。 四  附录 1. 书名索引。 2. 著译者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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