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国儒家经典-(上卷) 本书特色

在理雅各之前，语言学家威廉·琼斯爵士（Sir W. Jones）已于18世纪译出过《诗经》，理雅各在翻译《诗经》的过程中也多有借鉴，只不过威廉·琼斯爵士的译文颇有借题发挥之嫌，并不是对《诗经》的忠实再现。
翻译所讲究的“忠实”绝不等于“一一对应”。就诗歌翻译而论，想要达到“信”的标准并不难，但要同时做到“信”、“达”、“雅”，简直难如登天，*无法逾越的便是“格律”这道鸿沟。
无格律，不成诗。格律指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在格式、音律等方面所应遵守的一系列准则。汉语区别于印欧语系语言的*显著特点就是单音节性，一字一音，字能独立成词，故此汉语诗歌可以做到平仄韵律分明，对仗工整，才会从上古时期就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绝句。而印欧语系则不同，绝大部分词为多音节，单音节词占少数，音节又有长短、轻重之分，长短音、轻重音交错出六步格、扬抑抑格、扬扬格等英语所特有的格律，以及回文等写作手段。这种语音系统的差异使得英语诗歌无法再现汉语诗歌的格律，许多外国译者为了确保译文的可读性，只好牺牲原文的神韵，故此，许多前人的译作，若不以译文的标准来衡量，而从阅读一首纯英文诗歌的角度来欣赏，反而气象一新。在理雅各之前，语言学家威廉·琼斯爵士（Sir W. Jones）已于18世纪译出过《诗经》，理雅各在翻译《诗经》的过程中也多有借鉴，只不过威廉·琼斯爵士的译文颇有借题发挥之嫌，并不是对《诗经》的忠实再现。 翻译所讲究的“忠实”绝不等于“一一对应”。就诗歌翻译而论，想要达到“信”的标准并不难，但要同时做到“信”、“达”、“雅”，简直难如登天，*无法逾越的便是“格律”这道鸿沟。 无格律，不成诗。格律指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在格式、音律等方面所应遵守的一系列准则。汉语区别于印欧语系语言的*显著特点就是单音节性，一字一音，字能独立成词，故此汉语诗歌可以做到平仄韵律分明，对仗工整，才会从上古时期就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绝句。而印欧语系则不同，绝大部分词为多音节，单音节词占少数，音节又有长短、轻重之分，长短音、轻重音交错出六步格、扬抑抑格、扬扬格等英语所特有的格律，以及回文等写作手段。这种语音系统的差异使得英语诗歌无法再现汉语诗歌的格律，许多外国译者为了确保译文的可读性，只好牺牲原文的神韵，故此，许多前人的译作，若不以译文的标准来衡量，而从阅读一首纯英文诗歌的角度来欣赏，反而气象一新。 单就格律而言，《诗经》的诗歌，较之中古时期的唐诗宋词，翻译起来反而简单一些。格与律，是相辅相成的，上古时期的古体诗韵律较为自由，尚无“对仗”的概念，对诗歌韵律的要求也较为宽松，主要通过循环往复、前后对应等格式上的调整来实现，故而，译者若能把握住格式，原文的神韵也就呼之欲出，理雅各便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诗经》的作者为了实现韵律美，格式的调整可能更为大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语法的禁锢。这种调整仅仅对本民族语有意义，若原样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便不能成立。 除了格律，诗歌翻译的另一个难题就是诗歌的意象。简单地说，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由此可见，意象是有指代性的，而这种指代性是人为赋予的，若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来解读，必然会遇到跨文化交际中常面临的文化意象不对等及文化意象缺失问题，即，一种意象，在源语中代表的意思和在目的语中代表的意思不同，或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可与源语所有之意象相对应的。《诗经》的意象多是先秦时期的植物，这些植物到了19世纪多已消失或更名，理雅各甚至不得不查阅日本典籍，借此来判断该用哪个英文单词更为妥当。

诗经-中国儒家经典-(上卷) 内容简介

有些书不可不熟读，不可不熟知，那就是经典。那是被岁月吹打、淘洗、风化后剩下的菁华。让自己心灵纯净，精神充实的一个熏要方式是阅读经典。文学经典书香四溢，日久弥新。与经典同行，与名家对话，可以感悟作家自我的生命体验，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以及对爱与美的追求。为生命而阅读，寻一片心灵的栖居地，体悟人的价值与尊严，对培养一个会审美的灵魂，一颗会感悟的心灵有着重要的意义。有些书不可不熟读，不可不熟知，那就是经典。那是被岁月吹打、淘洗、风化后剩下的菁华。让自己心灵纯净，精神充实的一个熏要方式是阅读经典。文学经典书香四溢，日久弥新。与经典同行，与名家对话，可以感悟作家自我的生命体验，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以及对爱与美的追求。为生命而阅读，寻一片心灵的栖居地，体悟人的价值与尊严，对培养一个会审美的灵魂，一颗会感悟的心灵有着重要的意义。

诗经-中国儒家经典-(上卷) 相关资料

读过理雅各其他译著的人不难发现，理雅各的翻译态度十分严谨，细枝末节，务求详实。也许，是虔诚的宗教信仰成全了他忠实的翻译品格，以致他宁愿牺牲译文的“雅”，也要保留对原文的“信”。理雅各的译文在《诗经》翻译史上有承上启下之功。说他“承上”，是因为他在翻译过程中旁征博引，遍寻前人用拉丁语、英语、法语等语种所作译文，仔细推敲，反复斟酌之后才慎重落笔，故而，可以说他的译文是取前人之精华，去前人之糟粕。说他“启下”，是因为他的译文做到了对《诗经》的高度还原，虽然以英文诗歌的标准来要求，缺乏诗歌之韵味，但其教科书般的精准再现，保证了西方读者对《诗经》的理解，也就为后世有志者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世界上存在过或存在着多少种语言，很难说清，翻译的出现便是为了打破语言的界限，做到沟通无国界，但其作用，有时不过尔尔，做得到浅出，却很难深入，诗歌翻译的难题便是*好的证明。比起《诗经》写作的年代，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超出常人的想象，移居火星似乎指日可待，人工智能足以令围棋高手大呼绝望……可惜的是，无论科技如何发达，人工智能如何高端，对于诗歌翻译而言，都是杯水车薪。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拥有自然界所无法理解的温度，而作为本族语言的集大成者，诗歌变幻莫测，诡谲异常，更远非依靠自然规律而生的科技所能破译。这是人类给自己出的终极难题，也将由理雅各式的仁人志士不断攻克，谱写一个又一个人类语言史上的奇迹。 五千年前，先民写下这些诗歌之时，不曾想到五千年后，会有一位金发碧眼的英国传教士挑灯夜读，绞尽脑汁地翻译他们口口相传的作品。国风雅颂了几千年，终于打通了中华文化和异域文明的血脉；文化的交流，非坚船利炮所能抵挡，非硝烟战火所能掩埋，如无形之水，可扶摇直上化而为雨，亦可纵横地下潜滋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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