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兴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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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兴衰史

晋商兴衰史

作者:张正明

开 本:32开

书号ISBN:9787807672708

定价:45.0

出版时间:2010-05-01

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

晋商兴衰史 内容简介

  张正明教授多年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山西经济史尤为专长。他的学术资料积累相当丰富。对山西的土地关系、农业、手工业、金融业、商业,以及阶级关系等方面,都曾涉及,并都达到了较高的研究水平。《晋商兴衰史/晋商文化书系》一书正是他在如此广博的学术基础上,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写成的,书中披露了许多新的史料。例如合盛元票号在日本神户、横滨开办银行的日文资料,对清档中有关史料做了有力的补充和印证。书中对山西商人的兴起、活动、特点、性质、经营方式、成功经验、衰落原因以及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等方面,一一进行详尽的叙述和剖析。书中把山西商人和安徽商人进行比较,指出山西商人资本的实力在明代时已超过徽帮,其活跃的年代也超过后者,作者还指出晋商与徽商的另一不同,即晋商以商为本,学而优则商,而不是学而优则仕。这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晋商兴衰史/晋商文化书系》的出版,是有其特定的学术价值的。这《晋商兴衰史/晋商文化书系》丰富了山西经济史和明清经济史的内容,同时,也正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其中关于晋商成功之道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商业文化建设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晋商兴衰史 目录

**章 明初晋商的兴起
**节 明清以前的山西商人
第二节 有关明清晋商兴起缘由的几种说法
第三节 晋商兴起的原因

第二章 明巾后期商界劲旅的晋商
**节 明中后期晋商的特点
第二节 明中后期晋商称雄商界原因探析

第三章 清代晋商经营资本的新发展
**节 晋商新发展的历史前提与条件
第二节 晋商经营资本的新发展

第四章清 季执金融界牛耳的晋商
**节 山西票号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条件
第二节 山西票号产生的年代
第三节 山西票号的发展
第四节 山西票号的营业内容与范围

第五章 明清晋商的成功之道
**节 晋商精神
第二节 经营意识
第三节 组织管理
第四节 心智素养

第六章 著名商号与商人
**节 著名商号与票号
第二节 著名商人

第七章 山西商人家族
**节 十二户山西商人家族的兴衰
第二节 山西商人家族与徽州商人家族的比较

第八章 明清晋商的衰落及其性质
**节 明清晋商的衰落
第二节 明清晋商的性质

第九章 明清晋商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节 明清晋商的历史作用
第二节 明清晋商与其他商人的比较
结束语 明清晋商的历史启示
注释

附录
附录一 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二 英国福公司与山西当局议定山西开矿等有关章程、合同
附录三 中国晋商会馆名录
附录四 贸易须知
附录五 吴慧先生诗词
后记

晋商兴衰史 节选

  《晋商兴衰史/晋商文化书系》:  一、旅蒙商人中的主力军旅蒙商是在蒙古地区进行贸易的商人,即行商,一般称“走草地买卖人”,又称“出拔子”或“贩子”,蒙古语称“丹门庆”(意为肩挑货郎)。旅蒙商始于清朝康熙年间,是通过随军贸易而带动和发展起来的。康熙朝,为了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清军北进草原。行军作战,军需是一大问题。为此,清政府便放宽禁止汉民到蒙境的规定,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随军贸易。起初,随军贸易商人,除了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外,还在草原与蒙古人进行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规模逐渐扩大,成为很有势力的商人。这些旅蒙商人中绝大部分是山西商人,其次是直隶等地汉族商人。在随军旅蒙商中*著名的是山西介休籍内务府皇商范氏。乾隆《介休县志》载,范氏为供应进入蒙古草地的清军的军粮,“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但是清政府对于旅蒙商人始终有所限制,管理较严,只是在康熙中叶和乾嘉以来才有所松弛。  开始,清政府为了有效地控制蒙古,对蒙古各部与内地进行的经济贸易联系,实行严格控制。对内地商人与蒙古牧民交易,除课以苛刻的赋税外,还定有一系列严厉的法律,予以限制;对蒙汉互市则严禁蒙古王公、台吉进入长城内进行贸易。其互市有指定地点,如陕西的红山寺口,山西偏关的水泉堡,宁夏的花马池横城堡、石咀子等地。当时互市的行政管理机构称“边行”。早晨,边行把商人放出去,到互市点与蒙人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下午以敲锣为号,把商人召回来。商人经过卡子时,边行要仔细查点人数,要求出去和回来的总人数必须完全一致。但是仰赖于中原地区供应粮食、布帛、器皿和各种工具的蒙民,强烈要求清政府允许内地商人到蒙古地区进行贸易。  康熙三十年(1691),清政府召集喀尔喀蒙古三部和内蒙古49旗王公在多伦会盟,同意放宽对旅蒙商的限制。不过自雍正以后,清政府对旅蒙商人又采取了较为严厉的限制政策。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指定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归化城、杀虎口和西宁等地为出入蒙地经商贸易孔道,并设卡对输入蒙地商品进行贸易检查。凡赴内外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地区进行贸易的商贾,须经驻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归化城将军、多伦诺尔同治衙门和西宁办事大臣等申报批准,并颁发准允入蒙地的“部票”,又称“龙票”,在指定的盟旗境内经商贸易。“部票”用汉、蒙、满三种文字书写,注明人数、姓名、货物品种数量、返程日期。他们到达蒙地后,须在当地盟、旗官吏监督管理下进行贸易。凡无票照者不得入蒙地进行贸易,已经非法进入者要驱逐离开和分别处以罚金并没收货物。凡部票时问过期者和实际人数超过票照登记人数者,以及未按票照指定路线和地区进行贸易者,均要予以处分。清朝《理藩院则例》还规定:旅蒙商人不得在蒙地建筑房屋留居,不得携带家眷,不得和蒙古妇女结婚等。贩运商品也有严格限制,除铸铁锅和日常生活金属器皿外,严禁将武器、铁等金属输入蒙地,并严禁向蒙人贷放白银。  尽管清政府对内地商人人蒙地经商加以严格限制和阻碍,但是“利厚的蒙古生意”,仍然强烈吸引着那些甘冒风险的旅蒙商人。他们不顾清政府的禁律,利用驼队或牛车队载着货物深入到蒙古地区进行贸易。乾嘉以来,清政府对旅蒙贸易的限制有所放宽,旅蒙贸易得以较快发展,旅蒙商以长城沿边地区的集镇为据点,循着通往蒙古各地的驿道,由近及远,由漠南蒙古逐步深入到蒙古各部。如前所述,清代蒙古台站(驿道)分为漠南、漠北、漠西三部分。蒙古地区台站的设置,巩固了清政府在蒙古地区的统治,同时为中原和西、北地区经济的往来提供了条件。清代山西商人在蒙古地区的贸易就是在蒙古台站的基础上,开辟了三条商道,即经多伦诺尔,通往漠南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呼伦贝尔、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经张家口通往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库伦、恰克图、科布多、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经归化城通往乌兰察布、伊克昭、阿拉善、额济纳、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伊犁、塔尔巴哈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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