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 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

中国飞速的经济增长 节选

　　比起增长的间接决定因素，经济学家更善于分析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可是这些传统的变量可能只是代表了一些关联，这些关联本身还要由因果过程解释。有三种可能的实证方法：增长核算、结构性增长模型和非正式增长回归。每一种都有它的优劣势；每一种都值得探索。与前两者不同，第三种方法允许引入一些代表经济增长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的解释性变量。这正适合我们的目的，所以在第5至7章中我们使用了这种方法。　　我们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为了在稳健预测量的基础上使用*新开发的模型选择方法构建实证模型。增长理论是有很多，但是在这些理论中做出选择的根据却几乎没有。在跨经济体增长回归的背景下模型不确定性问题吸引了很多研究者关注。但是，据我们所知，模型不确定性问题在对中国的跨省增长研究中多半被忽略了，就是说，现有的文献在调查中国增长的某些特定原因前没有明确地或系统地考虑模型选择的问题。　　在这一章中，我们首先使用两种主要的模型选择和模型平均方法，即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和自动化的一般到具体的方法，以研究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和大范围潜在解释性变量之间的关联，包括收入初始水平、固定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形成、人口增长、开放程度、制度变化、行业变化、金融发展、基础设施和地区优势。被这些程序标记为重要的变量在我们制定基准模型时会被用到。而我们使用面板数据“系统广义矩量法”（GMM）估计我们的基准模型以设法解决缺省变量、内生性和回归量的测量误差问题。被选中的模型的稳健性和主要变量的作用将会在第6章和第7章中被研究。前者集中于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后者集中于根本因素。　　5.2节解释我们的实证方法论并证明它的合理性。5.3节讨论数据集并提供概要统计。在5.4节我们报告模型选择结果。在5.5节我们报告基准方程的设定和结果。5.6节概括并给出结论。　　本章是一个技术性的章节，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为接下来两章的分析创造了条件。因为该方法论已经通过了一个同行评审期刊出版物（Ding和Knight2011）的检验，愿意信任其技术性细节的读者可能想要集中精力于5.6节的结论部分。　　5.2方法论　　我们利用相关文献以解释和证实我们的方法论。这关系到非正式增长回归的选择、处理模型不稳定性的方法和面板数据估计方法。我们由解释为什么我们选择采用非正式增长回归方法开始。　　在第4章的跨经济体分析中我们发现由人力资本和结构变化共同扩大的索洛模型为中国的惊人的增长绩效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解释。再者，五个因素——自低收入水平的条件收敛、高物质资本形成、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远离农业的快速结构变化和缓慢的人口增长——对中国相对增长的成功做出了主要贡献。这些指标为现在的跨省分析做好了准备。但是，这类结构性增长模型可能会遗漏一些增长的根本原因。至少这些变量中有一些能够被加入非正式增长回归中。关于中国的跨省增长回归的文献有很多，涉及两种实证方法：或者是某种新古典增长模型，常常是Mankiw、Romer和Weil（1992）（下文中简称为MRW）开发的扩大的索洛模型的形式，或者是包含了该研究者很感兴趣的解释性变量和其他变量的非正式增长回归2。这些文献分析了不同的时间段，虽然大多数限于自1978年的经济改革时期，而且分析方法复杂度也不同（从跨行业OLS到面板数据GMM分析）。这些研究覆盖了大范围的与中国省份之间增长差异有关的因素，例如收敛或发散、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开放性、经济改革、地理位置、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劳动力市场发展、空间依赖和优惠政策。3但所有研究中的一个潜在的问题是难于建立因果关系，而不仅仅把它们关联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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