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农村改革及相关问题
在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业的发展绩效确实大大提高了，但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问题，却在80年代引发了很大的争论。

第七讲 城市改革及遗留问题
城市改革就是从企业微观治理开始，然后推向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机制，从单轨的价格和配置机制转变成双轨、*终趋向市场单轨的这样一个进程。

第八讲 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回头路，只能向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前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其他领域的改革息息相关，只有解决了国有企业的问题，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才能*终实现。

第九讲 金融改革
当前的金融部门存在着很多问题，除了银行的呆坏账和股票市场的泡沫与投机等一系列问题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第十讲 中国的增长是否真实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目前我国*大的存量需求是在农村，因此现阶段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既是改善农村生活生产环境、缩小城乡差距的必要措施，也是刺激农村需求增长、消除产能过剩和农村劳动力流动障碍、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可谓意义重大。

第十一讲 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公平与效率统一，实现和谐发展
收入分配不均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宏观经济的治理，也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建立，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应该让穷人的收入增长得比富人快一点，这是当务之急，但不应该是通过二次分配“劫富济贫”的方式。

第十二讲 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与总结
经济理论的作用就像一张地图，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而是帮助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以及下一步如果往前、往后、往右或往左会遇到什么样的新景象，地图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和简化，但如果把重要的地标忽略了或画错了，经常会造成人们行动的失误。

附录一 经济变迁与制度增长
附录二 前现代社会中国人均收入水平长期保持 不变和人口众多之谜

名师大讲堂 中国经济专题 节选

　　**讲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谓近代以来*好的一个时代。 经过鸦片战争之后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正在逐渐提高，影响也在逐步扩大。本讲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 机遇与挑战，将以这一时代背景作为起点。　　（一）“中国热”：国际社会的视角　　2004年12月6日一期的《商业周刊》登出了长达二三十页的封面报道，题名为“中国价格”，由资深记者和相关专家共同讨论高质低价的中国产品对欧美市场的抢占这一话题。报道关注于随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将不断扩大，长此以往，欧美企业将如何守住自己的一席之地。2005年5月9日，《新闻周刊》同样推出了题名“中国的世纪”的封面报道。众所周知，18、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早在19、20世纪之交，美国已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并*终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取代了英国，夺得世界霸主地位。21世纪初的中国与当时的美国有所相似，因此中国能否取代美国并一举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便成为当前领先国家迫切关注的问题。仅在一周之后，《财富》杂志又登出了“改变中国”的文章，分析改变中的中国企业，探讨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经济在各个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未来走向。一个多月后，美国《时代》周刊也同样将眼光对准中国，再一次发表封面文章“中国新革命”，深入分析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变化是如何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发生互动。　　这种高密度的深度报道在之前是绝无仅有的，2005年7月，央视《对话》栏目为此特地制作了一期关于“中国热”的节目。嘉宾中国方面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四位老师，包括我本人在内，国际方面有美国几所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以及当时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马丁?弗尔德斯坦先生。这位颇具盛名的老牌经济学家提到，自2004年暑期到这次节目，他共来到中国五次。对于一位年事已高的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来说，能数度连续探访中国，正是因为他站在国际学界的角度看到了中国的重要地位。近几年我频繁受邀参加国内外的各种相关会议，邀请方都是为了适当了解一些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在国外随便翻开一张报纸，总能看到有相当的篇幅报道与中国有关的新闻。媒体是政府的一面镜子，外国政府对中国事务的关心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自2006年7月份上台以来半年内便两度访华，至今已经四次来到中国，而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则只在去年3月第三次中国之行前才首次到访，厚薄程度由此可见。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绝非一时兴起。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世界整体状况，尤其是一些大国的情况产生出强烈对比。2001年3月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灭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打击，随后的911恐怖袭击与两年之后的对伊战争无疑又在雪上加霜，巨额的财政赤字严重威胁到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对美国几成致命打击。同样欧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欧盟在成立之初曾被寄予厚望，然而时至今日，各成员国之间却仍未走出尴尬的磨合期，各国在政治上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方面则更是如此。再说日本，日本在80年代以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有活力的国家，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当时如《日本**》等的很多著作都纷纷抛出了这一观点，然而日本却同样没能逃脱90年代的房地产与网络泡沫破灭的打击，直到2003年后才勉强走出90年代的萧条阴影。　　反观中国，自2003年至今GDP连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贸易增长则更快。中国产品广泛占领世界市场，中国成为名符实际的“世界工厂”。在进口方面，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使得中国成为带动亚洲、拉美甚至非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实际上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因素。　　（二）长城不是一日建成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当时我作为在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怀疑，因为根据那时学界普遍接受的发展经济学“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虽然曾有20多年超过7％的增长，但是这些经验因属于特例而被称为“东亚奇迹”。1978年年底的中国拥有10亿的庞大人口数量，其中80％是农民，文盲众多。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要在20年内维持7.2％的年均增长率，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取法乎上，始得其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于是“翻两番”的目标在那时看来更像是一个动员的口号而非切实的目标。然而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还太过保守了一点，中国经济不仅翻了两番，而且在1978—2007年的29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7％，比7.2％高出了2.5个百分点。这几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是经过29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展为1978年的14.8倍，而不是以20年“翻两番”的速度计算的7倍。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并*终真的实现了　　按照官方汇率计算，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如果把购买力平价因素考虑进去，中国就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贸易增长速度则更为引人注目。1978年年底中央提出的政策是“改革和开放”。“改革”针对的是经济体制，“开放”则是要扩大贸易，增加和国外经济的往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常用的方法是计算“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占IN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78年。中国大陆的进出口总量是208亿美元，比当时台湾一省的贸易总量232亿美元还少12％；从相对量看，当时进口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8％，出口占4.7％，两项相加占9.5％。但是在过去29年中，中国平均每年的贸易额增长率高达17.2％，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还高出7?5个百分点，到2007年贸易总额超过21 700亿美元，在29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08倍。　　1987年我从美国学成回国，当时国内正在推行以“大进大出”、“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的方式参加“国际大循环”的战略。我参加的**个政策讨论是：如果我国参加国际大循环，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可能达到的比重将有多高?一般而言，小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比重可以比较高，比如“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它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可以超过100％，而大经济体的进出口在它的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较小。我在世界银行每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里的各国统计数据中，查到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依存度在1984年达到了23％。如果中国努力一点，有望做到更好，所以我提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可能达到25％，这个数字在当时同样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普遍认为我在美国受外国理论的影响，不能够很好地了解中国国情：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1978年时贸易依存度只有9?5％，到1984年才达到16％，而当时美国的进出口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2％，日本也只有23.9％，所以即使推行这个新战略也不可能达到25％的贸易依存度。现在回头再看，当时我的预测与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预测一样过于保守，因为200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0％。　　除了大力拓展对外贸易，中国还不懈于积极引进外资，目前在国内的外资已达到6 700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子美国的第二大外资吸引国。伴随着中国经济连续30年的不断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1.5万亿美元，是世界上*大的外汇储备国，这对中国在国际社会所能起到的影响添加了重量级的砝码。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对国内外均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国内方面*大的影响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在80年代，凡是出国即可免税带回“三大件”，出国半年可免税带回“六大件”。1987年我从美国学成回国时，国家为鼓励留学生回国特别准许免税带回“八大件”。我带回来的“八大件”中，除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电热水器外，还有给家里四口人每人带回了一台电风扇，当时还根本无法想象，有一天学校的办公室和城里几乎每户人家都能装上空调。城市白领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也普遍得到了改善。在1978年，中国农村还有将近30％的人生活在温饱线下的所谓“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这部分农民的绝对数量估计有2.5亿，与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下的2 100万人口相比，减少了2.3个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总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在内的一批国际机构以减贫扶贫为努力目标，但是到了20世纪末大盘点的时候才发现，扣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减少的2亿多贫困人口之后，世界上的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004年5月，世界银行在上海召开了有史以来规模*大的世界减贫高峰会议。会议一方面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减贫努力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也让与会国分享了中国在减贫实践中的成功经验。　　中国公民绝非改革开放的唯一受益者，从世界人民的角度来看，*直接的，从中国向外输出的主要是消费产品以及生活必需品，这些低价优质的中国产品无疑使得不少穷人的生活得到了切实的改善。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另一个大的贡献是促进其稳定，*为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在1997年10月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中所做出的突出表现。　　东亚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各国的货币都在大幅贬值。例如，韩国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汇率大约是770韩元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时跌到了1700韩元兑1美元；泰国在金融危机之前是25—26泰铢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跌到了70泰铢兑1美元；印度尼西亚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大约是1500盾兑换1美元，金融危机*严重的时候曾经跌到12000盾兑换I美元。东亚经济的发展阶段与中国相差不远，出口产品的结构也比较类似。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使得它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大大下降，给中国的出口产品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各国的政策一般都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考量，既然出口对中国很重要，那么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中国的人民币一定会贬值。而人民币一旦贬值，就很可能会诱发“竞争性贬值”，使得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未来更加风雨飘摇。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很多危机发生国的经济下滑尤甚于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的状况，国际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有许多人认为东亚经济可能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在这种看法甚嚣尘上的1998年和1999年，世人把目光齐对中国，人民币是否会贬值这一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面对种种猜疑和推断，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并且有远见的大国，此时将周边经济的稳定放在了首位，终于顶住压力，宣布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明确决定，并以之后的行动对这一承诺做出了兑现。这一举措对亚洲经济能够在金融危机后的两三年内就迅速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贡献背后的支持则是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所积累的充足外汇储备分不开的。这些外汇储备在关键时刻维持住了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并以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对东亚经济的大量进口，拉动了东亚经济的复苏。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泽被周边，我们将视线投远一点，在过去十年，非洲有65％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5.5％，又有将近30％的地区达到7％，这种增长速度在非洲是史无前例的，也同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的带动作用。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支持经济增长的资源严重倚赖于进口，进口拉动世界资源价格上涨，这对资源相对丰富的非洲国家经济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推动。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一些亚洲及拉美国家。例如日本新日铁公司，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70年代以后逐步衰弱，钢铁业在日本已经是一个夕阳产业。但是，近两年新日铁利润大增，又重新焕发出青春，*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钢铁的迅猛进口拉抬了国际钢铁市场的价格。此外，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也都得益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国市场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　　目前，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但从增量上看，中国和美国已常可并驾齐驱。以2003年为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10％，增长额达1237.1亿美元，美国的增长率则只有1.3％，增长额为1354.2亿美元；200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比2002年增加2 302亿美元，同期美国的贸易增量只有1333亿美元。一国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影响的不仅是这个国家总体的经济规模，增量也同样重要，因为增量意味着新的市场和新的机会。　　（四）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年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直到2007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到2500美元，仅为美国的5％多一点；即使从经济总量上讲，中国也只有美国的18％到20％，要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赶。没有稳健的增长速度作保证，这样的差距是很难被缩小的。增长中的劳动力人口同样需要经济的持续增长来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以满足城市与农村人口的就业需要。另一方面，改革作为一种政策的变动也是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因此其间总是要损害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种情况*易引发社会矛盾。中国社会之所以在改革中保持了稳定，没有重蹈苏联与东欧的覆辙，正是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出了更多的可控资源，使得政府有能力补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那部分群体，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在18世纪之前，经济增长得非常缓慢。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加快，经济发展不平衡同时加剧，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很大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总有一两个国家会一马当先，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早担任这一角色的是作为工业革命起源地的英国，而从19世纪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则取代了英国，成为带动他国经济的领跑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德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又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进入到21世纪，英、美、日、德等高度发达国家已很难再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所面临的诸多政治与社会问题也为自身的经济发展添设了重重障碍。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明显担负起了这些国家过去曾扮演的角色，驾起世界经济这列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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