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是动作的实用性。每个动作不论大小，都应有它的意义和目的。如果缺乏意义，你就根本不应该做这种无用之举。你可能觉得和缓的太极拳里有一些动作纯粹是为了华丽好看。大错特错！每一个动作都有着非常实际的用途。”他为了演示这一条，要我给他一拳，结果他用手轻轻一扫就挡开了我的拳头。接着，他叫我再打一拳。这次他抓住了我的胳膊，把我紧紧锁住，然后扔到了地上。
“第三点是灵活性。中国功夫和日本空手道的区别在于：空手道的动作生硬直接，而中国武术的每个动作都可以在瞬间做出改变，从一招变换成另一招。我们一直都在变化，在周期与循环里变化。我们深知世间的秩序不是西方史学家所认为的条条直线，而是循环往复地回到中心，或是互相转化。在这些周期与循环里，我们因变化而感到欣喜。中国武术里处处都是中国哲学的体现。从*古老的国学巨著《易经》开始，我们便一直撰写与实践着变化的艺术。这也是我们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的原因。你要记住，我们的文化是对变化做出回应，而不是对危机做出反应。”
中国功夫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广受追捧，因此，我常想：“‘功夫外交’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四合院中的随想
午夜的微风里，布满枯黄皱纹的落叶一声叹息，宣告着北京深秋的到来。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住在清朝时期修建的四合院中。那里曾经是满族旗人的故居。等到了冬季，北方干冷的风沙穿梭在京城迷宫似的胡同小巷，使得这四合院又蒙上了一层 孤独。
冬天的那几个月里，本该人声鼎沸的胡同却因风声而渐渐沉默。
记得夏天的时候，老人们在胡同里下棋、喝茶、吃烤羊肉串。嘻嘻哈哈的笑声混着幽默俏皮的北京话，一直响到傍晚。这些景象在冬日里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深邃蓝天的沉默，但这也正便于我清晰地思考。不时有成群的鸽子在靛蓝色的天空中飞来飞去，脚上挂着鸽哨。那是老北京人养鸽赏鸽的传统习俗。
清晨，我在院子后面的屋顶上练习气功时，看到一道紫霞挂在这座不夜城的上空，又因东方的红日缓缓升起而渐渐褪去色彩。在这番景象之下，古老内城的胡同纵横交错，向着四面八方蔓延开来。
这些胡同的布局在元朝皇帝忽必烈统治时期就有了雏形。13世纪的时候，忽必烈征服了南宋，统一了全国，定都在现在北京所处的位置，称其为“大都”。他请来了阿拉伯建筑师来设计这座新的都城，这使得这座城市有着和卡斯巴哈（译者注：北非古城，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东北部，是世界文化遗产）一样蜿蜒曲折的小巷。尼泊尔的工匠建起了新都城的象征——妙应寺（俗称白塔寺）的白色佛塔。北京是文化的交汇点，是具有多元性、学习性和更高抱负的开放中心。
14世纪的明朝，汉人重新统治了中国。我住的那条胡同里，至少有三座佛教寺院都是在这个时期修建的。全国著名的工匠应征来到这里建造了紫禁城，又建造了无数的公园和宫殿，把北京变成了现在我们熟悉的模样。他们带来了有名的山西槐树，沿着胡同种上带来阴凉。今天，一棵巨大的槐树仍在我家的四合院里旺盛生长，成为夏日里绝佳的纳凉之处，不知不觉，把明朝的阴凉传送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中。
17世纪的清朝，胡同成为八旗子弟中正白旗人的居所。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他去世的地方只隔我家北面几条小巷）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统治，军阀开始混战夺权，胡同间便充满了暗算谋杀的诡计。后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有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胡同里这些四合院的门边，有着灰黑的砖墙和被时光侵蚀的石狮，承载了一段恢宏历史的分量。我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感受，借已故作家韩素音的话来形容*为贴切：
“只有北京才是家。就算被放逐驱赶，也要想方设法回去。这片土地所有悲剧的底色，却是根深蒂固的平静，是不可动摇的和谐。这里的美丽，因庄严沉痛而愈加凄美。我们脚踩的每粒微尘，都饱含着丰厚的历史，对兵荒马乱的厌倦，还有古老的荣光。这里的一切，都赠予着我们超越时代的明智与独特。”
2018年的初春，我在北京东城区四合院的家中沉思。在一片静寂中，我回想了这里过去四十年的历史。我不仅是一个旁观者，更是一个参与者，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历程中连锁反应的一分子。这一系列变化的价值只有在复杂深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体现，而造就这历史背景的能量源泉正是在北京的中心。
西方的看法
西方世界看中国时，常常会有一些误解和偏见。当众多的误解和偏见合为一体时，就形成了一个只会曲解中国内部事件和变化的笼子。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就常被这个笼子束缚而显得局限。中国人曾贴切地称这种现象为“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不幸的是，西方的这个笼子却不会轻易瓦解，因为它源起于数百年累积的误导性信息和自以为义（译者注：源自《圣经》约伯记32：2，大意为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总在做对的事情）的信仰，还有殖民者骨子里的优越感。
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始于800年前。当时，一些蒙古游牧民族的人穿越了西伯利亚平原，途经现在的俄罗斯和东欧所处的地区。这是历史上“西方”**次真正遇见“东方”。蒙古军队很喜欢运用一种“打了就跑”的突袭战略，留下了千疮百孔的城市和流离失所的百姓，让欧洲颇为震惊。在欧洲人眼里，蒙古人冷酷无情，所向披靡，势不可当。但实际上，蒙古人的战略独树一帜，并且包容开放，乐于吸收被征服的每一种文化的精华。
13世纪初期，欧洲本质上是内向的，沉醉在盲目自信的优越感中。那时，基督教教义是欧洲知觉世界的基础，这些教义阐释世间万物，辩护着所有政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东方所发生的一切也只能在这个框架里被讲述，因为只有牧师和神父才会读写，包括很多统治阶级在内的其他人其实都是文盲。
蒙古知觉外部世界的方法却与欧洲完全不同——他们的扩张即是对不同文化的兼容并蓄。每一次侵略后，一批被俘获的文人巧匠就会被送到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开始服务这个日益庞大的帝国。这么做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宗教包容的思想：蒙古帝国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不排斥，当蒙古盛行着这种兼容并蓄的思想时，欧洲大大小小的基督教派还在为了细小的教理差异或对“神”的一点不同阐释而互相攻讦。
历代以游牧为生的蒙古铁骑并不把农耕民族放在眼中。在他们眼里，当时的西方就是一个落后的农耕社会，农民遭受着封建制度的剥削压迫。这些剥削压迫又因宗教信仰而倍加沉重。因此，对于蒙古人来说，占领并统治欧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欧洲人只以纯粹的神学思想来看待蒙古的威胁：他们视蒙古人为一心摧毁基督教世界的黑暗力量。所以当时欧洲的世界地图上，亚洲地区遍布狗头人和其他各种根本不存在的怪物，散播着可怕的谣言，把东方的一切都贴上“享乐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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