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上半年，终端需求可能会有一个季节性回升。终端需求中，房地产投资在扣除价格因素后，已经处在负增长状态，2018年将会在零增长附近徘徊。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大的不确定因素。目前这部分投资在终端需求增量中是*大的，如果防控风险、治理地方债特别是隐形债务的力度加大，基建投资增速可能下降，这样中速增长平台将会有所下移。另一方面，生产性投资已处低位，2017年底出现企稳回升迹象，有可能成为增长中的积极力量，但也不能期待出现以往那样的高速增长，借鉴国际经验，大体上也就是5%左右的增速。总的来看，中速增长平台大体上还是能稳得住的，宏观经济逐步进入我们曾说过的大L型加小W型的运行轨道。
十九大以后，社会又出现了大干快上的期待。关键是干什么、上什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不能认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为，才有成就感。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提出攻关期，提出三大攻坚战，这些事情比简单地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做成了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当前*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降风险，主要是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和其他方面的财政金融风险；挤泡沫，包括挤去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动能，重点是提升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需要特别强调，2017年下半年以来，企业效益明显回升，但集中在上游行业，分布不平衡。应当争取企业盈利在行业间形成较为平衡和稳定的分布，这样也可以为企业降杠杆提供有利条件。
不要人为推高增长速度，把发展的基础做得实一些，不论对短期防范风险，还是中长期增强动能，都是必要和积极的。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够了。此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可能调整到5%～6%，或者是5%左右。这个速度实际也是不低的。讲速度要有参照系，要和增长阶段挂钩。在以往的高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10%左右，7%就是低速度；到了中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5%左右，实际增长5%～6%，也可称为高速度。当年日本在这个增长阶段，增速也就4%左右。
汇率也是反映增长数量和质量关系的重要指标。如果人为推高增长速度，但增长质量不行，如效率低、风险大，本币汇率就会下行，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速减缓，甚至负增长。相反，如果增长质量高，速度低一点，但汇率上升，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长反而要快一些。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若干背景性因素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高速到中速，是从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长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不仅速度在改变，结构、动力、制度、政策等都在相应改变，系统性地进入一种新的状态。我们以前曾提出过“速度下台阶，质量上台阶”，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发展阶段的这种转变，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难度降低了，不够刺激了。事实上，我们当下只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还不能说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挑战。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大重要变革，即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就显示了挑战的难度。成功地推进这一转变，首先需要深入分析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背景性因素。
在产业结构维度上，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相应上升，是这一时期*具规律性的变动。服务业是一个品类复杂的集合体。近年来中国服务业比重上升，一些结构特征值得关注。批发零售是服务业中“*老”的一个行业，近年来依然快速增长，多少与人们的常识背离。一方面得益于网购的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如果与发达经济相比，批发零售乃是短板*大的行业之一。这一行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应当是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大的必然结果。
与此相反，中国金融业比重超过发达国家也出人意料。近期中国金融业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8%，高于美英等金融业发达国家。如果不认为金融业在中国具备特殊竞争力，以致在产业素质上超过美英等国，那么，合理的推论应是中国金融业存在着严重的自我循环、泡沫和进入屏障。观察与数据显然支持这样的判断。金融业下一步在中国的发展，应当是通过改革、开放、创新调整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比重。
中国服务业今后发展的重心，是包括研发、设计、信息服务、物流、咨询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等在内的社会和个人服务业。这两个重心分别对应了制造业升级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这些行业具有较高的知识密集度；更多的需要面对面服务，对从业者积极性、创造性的要求超过工业化时代；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有可能产生较高生产率。服务业通常被认为是生产率低的领域，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兴起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格局。
与生产性服务业直接相关的是制造业。相当多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原有业务通过外包等形式追求专业化分工和规模收益发展起来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造业的升级水平。制造业的服务化，部分服务业的制造化，都从不同方向揭示了相同的内在关联，在新信息技术革命的环境下尤为如此。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坚持发展制造业导向不动摇，有条件形成一大批具有长期稳定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行业和企业。这样，与德国相似，中国制造业比重将会高于标准模式，在全球分工体系上独具优势。在这一制造业体系中，相当大部分可能表现为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这正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
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背景性因素，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新信息技术革命加快推进。在常规发展路径上，先行国家创造的技术、经验等，可以使中国以追赶者的身份继续前行。然而，新信息技术革命的出现，把中国相当多领域直接推到了全球创新前沿，从而展现了更为多元，因而更为复杂、机遇与挑战相互交错的图景。在新信息技术革命的场景中，如果说互联网是通道类的基础设施，大数据是原材料，人工智能则类似于具有加工能力的机器设备。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潜能的拓展，这场技术革命的深远影响可能是我们当下尚难以估量的。
与以往历次技术革命中差距过大不同，这次中国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方面已能并驾齐驱，抑或局部领先。中国已经有了一批走在创新前列的企业、技术和商业模式。不仅如此，中国在这一轮技术革命中具备若干显著优势，比如市场规模、产业配套等。中国拥有世界上人数*多且消费结构正在升级的市场，诸多原创于国外的技术，在中国转化为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包括网购、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单车在内的“新四大发明”，就属于这种类型。中国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市场导向的产业集聚则使产业配套优势具有稳定和持久性。有关的例证是，美国硅谷的创业者也要到深圳华强北寻找配套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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