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新成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逐渐减少。新成长劳动力包括各级各类学校每年毕业未升学和辍学的年轻人，即每年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人。这部分人也代表着人力资本的增量。新成长劳动力增长速度下降，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下降。计算表明，从2014年到2020年，每年新成长人力资本（新成长劳动力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是负1.3%。
第三是资本大规模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劳动比的过快上升，进而，如果人力资本不能同步得到改善的话，资本回报率则不可避免下降。根据白重恩等人计算，2008-2013年期间，资本回报率下降了45%。这也是投资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四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缩小，传统模式下的城镇化也即将减速。过去经济增长既靠生产要素的积累，也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在中国，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自于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即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种趋势很可能也会越来越弱，甚至会逆转。真正的农民工增量来自于16岁到19岁的农村人口，这部分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相应地，农民工增长率也减慢（下图）。这意味着疾风暴雨式的劳动力转移，及其实现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即将结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会大幅度的减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
经济体制一些领域的改革进度尚不尽如人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遇到“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的推进困难。这有以下两个原因。
**，并不是每个人都真信改革能带来红利。改革红利看不见、摸不着，至少不敢说哪一项改革对应着哪部分红利。相反，实行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可以识别出财政性投资增加多少或者银行发放多少货币对应着GDP增速的百分点。所以有些地方和部门改革决心不大，反而倾向于使用刺激性政策手段，延误改革时机。
第二，改革要靠全社会努力（激励相容）。改革成本可以确定是由谁来承担的，但改革红利并不是由支出了成本的主体排他性获得的，而是具有外部性。由于改革成本的分担和红利的分享还没有界定清楚，因此产生了改革的激励不相容问题，造成改革难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着眼于提高劳动参与率、生育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以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三去一降一补”也是为了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们的测算表明，在相关领域推进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同时，以不同的力度和方式推进改革，会带来不尽相同的改革效果。
固然，根据权威人士的说法，就算不刺激，经济也跌不到哪儿去，到2050年中国经济增速才会降到世界平均值，在这之前还是高于世界平均值的；但是，实质性推进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结果。我们的模拟表明，改革越彻底、力度越大，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就越呈现出L形状。

三、如何释放城镇化新红利

当前，世界各国形势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其很可能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向后拉的动力。
这个动力到底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后拉？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我们可以一方面尽己所能地推进全球化，另一方面做好我们的事情。这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有两点，一是实现经济拉动力向内需转变；二是要进一步挖掘供给侧的经济增长因素，清除旧的障碍，所以我把新经济增长因素看作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城镇化是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
中国经济到了这个发展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会在原来那个量级上了，在2010年之前我们测算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应该在10%左右，总体上实际增长速度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也是在10%左右。
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在消失，因此在“十二五”时期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率是7.6%，事后也证明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是7.8%。按照我们现在的测算，如果没有别的因素，改革红利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的情况下，“十三五”期间大概是6.2%的潜在增长率，尽管这样，我们的实际增长率也仍然在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之上，因此我们现在没有通胀，也没有周期性失业的发生。但我们还是要探讨有什么方式能够让我们保持中高速，能够比静态测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更好一些，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城镇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
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增长还会回到原来的水平上，或者说我们现在遭遇的还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他们会问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历史上其它经济体在我们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都没有减速，还会保持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为什么我们在人均收入水平这么低的情况下（相当于美国的20%）速度就要降下来呢？我想主要是判断经济发展阶段时不能仅仅依据人均GDP水平，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结构，要看人口结构究竟有利于经济增长，能够创造人口红利，还是可能会产生人口负债，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
我们用人口扶养比和东亚几个先行国家做比较，即15岁到59岁生产力强的人口能够支撑的依赖性人口（15岁之前以及60岁之后）情况。扶养比下降比较低的时期很自然就是人口红利比较充足的时期，反过来就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人口结构变成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2010年进行人口普查时，总体来说扶养比正好下降到了*低点，在这之前是不断下降的人口红利冲突，到了*低点之后就迅速上升了。历史上日本大概在1970年开始降到了谷底，但它没有立刻上升，直到20年之后才上升，因此维持了高达20年的较低的人口扶养比。新加坡、韩国人均收入目前比我们高很多，但他们的人口扶养比的变化趋势跟我们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达到了比较高的老龄化程度，比较早地丧失了人口红利。
过去我们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其实是借助了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农业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这是一个重要贡献，未来如果还能继续保持下去，我们还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的动能。

城镇化将为我国提供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源泉
另外，新型城镇化可能还有一些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下面，我们分析的是改革时期传统城镇化如何为经济增长做贡献，今后其贡献方式将如何发生变化。
一、城镇化主要是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给我们带来了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农民工一直在城镇就业，但它过去并没有被统计在城市的就业人群里，现在这部分人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已经是稳定的在城镇就业的人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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