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社会千年的发展，不难看出，人类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的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和深化。分工导致专业化，而专业化带来劳动的高效率和工作的高水平。可能正因为如此，人类关于“分工”的意识和概念自古就有萌芽。例如，无论在东方和西方的古典时代，都有相似的关于不同的人、不同的物应当“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的思想，只是古人没有使用“分工”（division of labour）这一概念罢了。
分工作为经济学范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这个时期的经济思想家色诺芬，*早论述了劳动分工的必要性。然而在经济学说史上**个系统地分析分工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其划时代的巨著《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亚当?斯密看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分工的日益深化和不断演进，分工带来的专业化导致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产生报酬递增，而市场范围的扩大又会进一步促进新的分工。
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家杨格更加细化了对“分工”的理解。与之不同的是，杨格站在产业而非企业内部协作的层面来理解“分工”。杨格认为，随着人类社会劳动分工的不断演进，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产业分工链条随之不断变长。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不同的专业化分工链条之间的相互协调，*终带来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市场交易的增加，进而扩大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进一步推动分工的发展。然而，杨格的理论也有不足，他同样没有找到分工的根源在于何处，他只是解释了分工发展和深化的原因，并没有解释分工产生的原因。而且，他也没有从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两个层次上探讨分工背后的利益机制以及两种分工之间的相互作用。
专业化经济与劳动分工才是经济进步的*重要的源泉。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想吃鱼，在*初的时候，无论是捕鱼工具还是鱼的吃法，都会比较简单，与之相关的整个产业链也就会很简单。随着分工协作的持续细化，到了今天，捕鱼工具和吃鱼的方法都达到了非常丰富的程度，与“捕鱼和吃鱼”相关的产业链也变得异常“繁琐和复杂”。虽然看起来比较“费劲”，但是，实际上人的“捕鱼和吃鱼”的效率和水平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分工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人类分工协作程度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的进步发展一直是相伴而生的。我们之所以能够从洪荒蒙昧的远古时代，一路经过农业时代、工业时代，走向如今的信息时代，也是由于我们学会如何分工，从社会化的大分工，继而在具体的行业、具体的组织内进行精细化的小分工，由此产生了专业化的发展模式，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也在细分领域中出现了不可计数的发明创造，带来了显著地技术革命。
同时，这一过程也意味着不同个体的身份、资源配置方式以及人的交往方式在不断演化。这里所谓个体的“身份”，实际上指的是不同的人或组织在分工协作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即“产业分工链条”上的位置。从古至今，界定一个人的身份往往离不开他的职业，特别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人的社会流动性远远低于现在，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了工业社会，更加广泛的分工带来了众多职业的出现，也随之产生了众多新的身份名称。从小作坊里面的鞋匠、锁匠、铁匠等等，到大工厂里面的钳工、轧工、刨工，再到公司内部的工程师、分析师、营销师等，职业身份的多样化，反映了分工不断细化的时代大趋势。
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和博兰曾试图从内生角度阐述分工产生和深化的原因，认为分工如同自然界事物发展一样，是一个自动演化的过程。他们认为，分工的深化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但分工又会导致交易费用。分工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在演进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较低，当分工演进到一定水平后，增长大幅度提高，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当分工的潜力被挖掘后，增长率又会下降。但该模型同样没有区分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物相对于市场上的交易费用来说其内部的交易费用是很小的，否则企业就不会出现。
如今，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出现，给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对于个体而言，互联网为我们营造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同态的虚拟世界。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我们可以进行沟通、生产、合作、消费等等活动，几乎是将现实生活复制了一份。很自然，我们会发现，在虚拟世界里，我们还可以有着另外的职业身份，一个现实世界里的技术员，在虚拟世界中可能是一名淘 宝店主、一位知乎达人、一个博客写手等，每个虚拟的职业都可能为他带来额外的收入，以及建立新的社交圈子。于是，我们发现，互联网时代下，每个人都可能兼顾多种职业角色。
另外，由于互联网等新技术带来的实时交互的能力，也让以前很多专业门槛较高的专有职业，变得更加普世化和大众化。例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利用“众筹”的模式，去扮演一名兼职的“投资家”；也可以利用“众创”平台，成为一位“产品设计师”；抑或通过“知识分享”，让自己的专业技能得到更多的分享和传播，变成一位“讲师”和“培训师”等等。你会发现，如今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再局限于一类职业，一种身份，而往往是若干种职业、复合化的身份集合。这正是信息经济时代，每个人都会获得的一种新的身份解放。
因此，从一般的经济学分析出发，结合当前新经济时代的社会现实，将“分工”这样一个古老而常新的经济学概念与个体“身份”联系起来注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相信读者可以欣喜地发现，《从雇佣工到自由人》这本书在处理这类主题的时候，很好地实现了理论性和可读性的统一。
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双创”，还是“供给侧改革”，强调的都是增强面向未来发展的创新动能，而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将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腾飞的重任。互联网经济带来了许多全新的业态、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极具前瞻性的商业试验，在这些崭新的经济形态中，“分工”和个体“身份”转变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新时期的“身份革命”能否很好地嵌入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叙事框架中？作为社会个体，我们又应该怎样在这个新的时代中，扬己之长，设计我们自己的角色和定位？诸如此类，都是具有很强的现实关切和理论趣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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