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非农化的可持续治理 相关资料

插图：本书更为关注的是公共领域的经济活动，即当出现了外部性、公共物品和“搭便车”等问题时，人类如何追求效率。此时，资源配置层次效率在计算上遇到了更多的困难。公共领域经济活动具有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外部性特征，由于外部性衡量的困难导致边际原则的判断出现了更多的困难。比如，传统资源经济学认为，资源利用经常忽视非市场价值，导致边际成本出现了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分歧，因此需要政府通过配额、税费、补贴等方式进行调节，实现资源利用的效率。然而，问题是配额、税费、补贴的数量究竟是多少才能准确内化外部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实中大量的诸如“森林砍伐”、“渔业捕捞”、“草场放牧”等公共资源利用行为，并没有哪个是通过计算理论上那个“最优量”来设定配额、税费或补贴来实现效率的。大多数情况下采用的是“间歇期”、“轮作”、“限制捕捞时间、地点、工具”等方式。这说明对于公共领域的决策，资源配置层次上的边际原则本身的计算成本，以及实现“最优”的成本，即被忽视的交易费用，已经导致边际原则在追求公共领域经济活动效率上的失效。所以，此时还需要从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层次的效率标准来进行决策，即市场此时不是最优的治理结构，需要寻找合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来尽可能降低交易费用。如果把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私人成本的分离看做是交易费用的一种，那么此时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层次的效率决策，与新古典经济学解决边际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分离的初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间歇期”、“轮作”、“限制捕捞时间、地点、工具”正是所需要的新的治理结构，可以预想到，一定也存在相应的正式制度来保障这些治理结构。在新的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的限制下，公共领域的经济活动再回到资源配置层次上实现效率。还需要注意的是，公共领域经济活动由于涉及范围较广，会出现不同层次的决策者，当新的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形成后，资源配置层次的效率一般不需要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的决策者再考虑，资源配置层次的决策者会根据市场原则自动有效地完成相关经济活动。另外，公共领域的经济活动也会因活动范围的大小不同而对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层次的侧重有差别，如小范围的公共资源利用更多的是需要在现有正式制度下对治理结构层次的效率进行考虑，而大范围的公共资源利用就需要对正式制度和治理结构的改变同时提出要求。综上所述，判断经济活动的效率可以进一步归纳如下：如果是私有领域的经济活动，市场的供需价格和数量就是最好的治理结构，此时可以只按照资源配置层次的效率标准进行决策，而不需要考虑治理结构及制度环境层次；如果是公共领域的经济活动，市场可能处于“失灵”状态，首先需要从治理结构和制度环境层次的效率标准来考虑，寻找合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来减少交易费用，然后再在资源配置层次上实现效率。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经济 各部门经济 农业经济

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