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返小农”的经济逻辑从1978年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开始承包土地，为期15年；到1993年第一轮承包期结束，又开始了第二轮为期30年的承包期。同时，1984年颁布的新《宪法》明确规定了村集体对于农地的所有权，中国的农村土地由国家所有变为集体所有。2002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通过、2003年3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不仅仅明确保护了农民对于集体所分农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同时也将与产权相关的最为关键第三种权力，即转让权赋予了农民。这项法律规定，农地的转让权属于农民（即承包方），而不属于集体（即发包方）；进行农地转人的原则是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强迫和阻碍；农地转入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有转包、出租、互换等各种形式；农地转让的价格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最后，由农地转让所获得的收益归农民所有。除法律上的保障之外，政府高层也在多个场合重申农地制度的长期稳定性，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人大会议结束后答记者问时表示，要长期保障农民对于土地的经营权，“15年不变，30年不变，也就是说永远不变”。这便是最近30年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演变的大致轮廓。这里面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自中共十六大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将“长期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替换为“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2004年以来的几个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有所重现。两相对比，变化之处在于淡化了“联产”和“责任”两个关键词。这是因为，直到1984年，由于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重视以及粮食短缺状况确实比较明显，我国的粮食生产和流通领域仍然执行着统购统销政策。在集体经济下，农民向集体承包土地，并承诺完成一定的国家定购任务，这就是对国家和集体的“责任”；而单个小农户的具体种植决策也受到国家和集体意图的影响，因而地块虽然分包到农户家庭，但一定区域农产品的品种结构仍由集体统一规划，这就是承包基础之上的“联产”。而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4亿吨，较1978年增长了1亿吨，粮食大幅增产使农村第一次出现了“卖粮难”。统购统销在这种粮食生产过剩的背景下就失去了意义，于当年退出历史舞台。此后的20余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粮食贸易条件和市场环境不断改善，农民的种植决策权、经营自主权也得到加强，所以就由“家庭联产承包

滞留在现代化途中-三农问思 作者简介

曹东勃，男，1983年生于辽宁阜新。2001年至今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先后获得文学与管理学双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现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并始终对“三农”问题持有浓厚的兴趣。在《读书》《学术月刊》《改革》《社会科学战线》《经济学家》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在《书屋》《文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东方早报》等报刊发表书评及时评40余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摘要多篇。曾获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上海赛区特等奖，第七届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成果三等奖。2002年，被评为上海市三好学生；2005年、2007年，两度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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