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平衡-繁荣背后的经济真相 相关资料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取得飞速发展，经济成果令世人瞩目。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更是超高速增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发达市场外需扩大了中国经济的总需求，从而导致总供给也急速增加。但繁荣的经济背后也酝酿着危机。中国经济总供给扩张同时，也使得内部结构逐渐失衡，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存在投资和出口依赖症。政府对保持经济增速的重视，超过了对就业和民生的重视。GDP经济使政府过度关注增长速度。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维持经济稳定就是维持增速，而维持增速的最好办法就是扩大投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其实质是发达经济体居民资产负债表危机。随着危机深化，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和居民消费呈现“去杠杆化”趋势，这使得全球贸易总量下降，中国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受到抑制。面对危机，各国政府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和增加货币供给来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特别是美、英、日等国，纷纷实行“零利率”政策，以图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解决实体经济资金不足问题。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尚未经历过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周期。习惯了对付经济过热，不知道如何应付通货紧缩。俗话说，“冲动是魔鬼”。中国实行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虽说带动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但政府投资带动了信贷狂潮，进而导致货币供应量激增。2009年，中国新增信贷达到9.7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前两年新增信贷总和，而货币供应量则猛增30%。冲动的政府投资和超量的信贷与货币供给，导致中国经济体系中流动性泛滥，进而触发了房地产资产泡沫和新一轮产能过剩。或许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用了过量的药，使本来的缺钙症状演变为发烧不止。中国经济会不会崩盘进入2010年，中国经济崩盘论甚嚣尘上。有境外媒体甚至称，中国经济可能在上海世博会结束后崩盘。这让人想起北京奥运会前夕，也有媒体预测中国经济在奥运会后崩盘。现在来看，这种说法不免有些杞人忧天。不过今非昔比，当下的中国经济与奥运会前已大为不同。经历了宏观政策刺激后，中国经济系统中存在着过剩的流动性，房地产价格飞涨，资产泡沫严重。同时，地方政府为刺激经济而大举借债，这使得地方政府不断集聚信用风险。境外人士正是看到房地产泡沫膨胀和地方债务风险，而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对此满怀忧虑。比较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危险性更为严重。因为政府多次政策调控带给市场的预期是，房价永远会涨。这使得投机行为盛行，泡沫急剧膨胀。然而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房价，如果对其放任自流，一旦货币供给趋紧，房地产市场必然崩盘。道理似乎很简单，但中国房地产市场利益关系复杂，政策博弈持续进行，使得政府无从下手，也不愿下手刺破泡沫。不过政府对房地产的绥靖政策似乎到了拐点。因为除了经济风险日增以外，民怨也在沸腾。或许，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考虑，让政府不得不有所动作。4月15日，国务院出台了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信贷政策。政策规定，对购买首套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贷款首付款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这是中国政府实行房地产调控政策多年来，第一次使用了真正有用的政策手段。这种政策出台的背后，既有对泡沫经济崩盘的担心，也有对社会安定的忧虑，更有政治博弈的较量。不管怎样，中国政府终于开始做正确的事情了，这也让那些担心中国经济崩盘的人士略微松了一口气。不过，随着房地产市场降温，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土地财政也将受到影响，这使得地方债务风险有所加大。尽管如此，地方信用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极低。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联邦制国家不同，地方政府信用实际与国家信用相联系，中央政府不会坐视地方政府出现财务危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有效手段来化解潜在风险，同时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令人担心的是，一方面中央政府意识到地方债务风险，并加以防范；另一方面却大量推出地方经济规划，鼓励大规模的投资行为。这种矛盾做法，使得未来财政和信贷风险继续集聚。以中国现有经济规划，不愁房地产降温后没有经济增长点。有如燎原之势的地方投资，很可能继续拉动中国经济保持一定增速，但这种增速的背后可能是产能过剩、财政负担加重和信贷资产风险。即便财政不出问题，银行信贷风险却是与日俱增。对此，应该有所警惕。如果房地产行业能够平稳着陆，中国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期，但崩盘风险或许能够化解。同时，在谨慎乐观同时，也应当心房地产热卷土重来，特别是地方经济规划可能变相掀起新一轮房地产投资热。失衡的危机中国经济的诸多结构矛盾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充分暴露。返过头来看，中国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推动者。2008年10月，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如何看待危机爆发原因，东西方学者观点迥然不同。西方流行一种言论，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国的过度储蓄。这种观点以西方的视角看问题，在传统经济理论无法找到危机爆发合乎逻辑的经济学解释后，他们一味地将责任推到中国身上。这是学术霸权的体现。不可否认，如果认为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金融危机源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那么，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一出口大国的中国，必然存有检讨之处，但中国的问题绝不在于储蓄过度。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源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消费习惯，其并不是导致中国出口快速增长和美国过度消费的主要原因。当然，中国学者普遍认为，金融危机的根子在美国，在于美国的过度消费和美元泛滥，以及华尔街的贪婪和政府监管的缺位。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普遍性的观点仅仅看到金融危机爆发的表面诱因，而没有找到全球失衡的内在根源。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置身其中的人们很难找到危机的真相。不过，经济学家们对美元问题却几乎可以达成一致意见。无疑，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先天不足。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建立了以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其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特里芬难题”，即美元若保持币值稳定，就要稳定流通中美元的数量，但这会抑制全球贸易增长：而若要支持不断增长的全球储备需要，美国就要保持长期逆差，美元就要不断增发，而这会导致美元贬值。多少年来，美元就是在两难中悄然泛滥。由于全球贸易大幅增长，出口依赖型经济体对美元储备需求增加，这使得美国处于长期逆差状态，最终酝酿了美元资产负债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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