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历来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落后状态，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历来的政治主张。
（一）党的**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视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了真知灼见。早在1931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中，就强调要特别注意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内的“生产力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示全党：“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十大关系”，其中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东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生产力布局的关系等事关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重大问题。对于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加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指出，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②这些思想在“一五”计划时期和“二五”计划前期基本上得以实行。但随着美国对越南侵略战争的逐步升级，苏联插手新疆伊犁地区的民族分裂事件及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中印局势未得到缓和等国际因素的出现，在“要准备打仗”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为了建立自己的强大战略后方，在没有考虑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情况下，国家试图利用行政手段把中西部民族地区建设为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从而使其经济发展走上了一条“嵌入”式道路。毋庸置疑，国家的“嵌入”式开发，对于发展中西部民族地区极差的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和农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生产力布局不均局面，使内地民族地区建立起了一批粗具规模、部门较为齐全的工业基础，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各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但“嵌入”式战略也引发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它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备战而人为地把资金、设备、人才等生产要素大规模地移植到西部民族地区，不惜代价地把东部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拆迁至内地，从而使得东部地区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中丧失了一次大发展的机遇，也扩大了整个国家同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进而牵制了内地民族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视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肯定“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两大主题的背景下，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和总结了党的**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发达国家发展落后地区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优先重点发展沿海地区、兼顾带动内地民族地区”的“渐进”式战略。“渐进”式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精髓是“先富到后富再到共富”。邓小平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①这里的先富地区指的就是东部沿海地区，落后地区就是中西部民族地区。为了实现“先富”，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②对于如何拉动民族地区的发展，邓小平在1980年指示，西部民族地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立足于自身的条件，多搞些适合本地情况、经济收益好、群众实惠多的东西。1983年小平同志又提出，东部与西部民族地区可以联合“搞经济协作区”，“搞经济协作区，这个路子是很对的。我主张不只是搞上海和山西两个经济协作区，也不要老是试点”。⑧为使“先富”地区更好地支援民族地区发展，1990年，他又提出“对口支援”措施，他说：“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④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中央实施了各项优惠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且成为了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重要的助推器，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内地民族地区的经济进步。东部的大发展是集全国之力促成的，其中中西部民族地区为服从、服务于“**个大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二个大局”是解决民族地区经济差距、渐达富裕的有效途径。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②并进一步指出，当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⑧他还对全面帮助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解决地区差距的具体条件和时间作了科学的预见，他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④
　　（三）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视
缩小民族地区经济差距，实现邓小平的“第二个大局”战略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首要任务。中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差距的拉大，严重制约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国统一、有序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不利于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导致社会心理失衡，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不利于民族团结、边境稳定和祖国统一。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差距所带来的上述问题，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解决此差距的重要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江泽民指出：我们“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一是要看到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二是要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正确解决地区差距问题。三是解决地区差距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应当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①于是，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快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江泽民在会上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接着，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作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讲话中，专门论述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他指出：“对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②根据上述指示，国家在制定“九五”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在以上战略思想指导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采取一系列重大优扶政策，加强少数民族地区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民族特色经济，实施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可以说，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协调”式发展战略，是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中西部民族地区和保持全社会的政治稳定，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振兴中华民族、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有力保证，是一条跨世纪的各民族共同繁荣富裕的“双赢”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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