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产权、竞争、治理机制与企业绩效
就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放权让利”或民营化而言，无论其发生在何种阶段、采取怎样的制度化形式以及源自何种外部力量的推动，其终究不是经济转轨中的目的，而是旨在改善企业绩效，其中，产权是个绕不开的理论基础问题。然而，问题常常在于为何有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取得了良好的绩效，而有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却非但未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带来了诸多的负面效应，对此，单纯的产权理论显然无法作出完整的解释。也正因如此，引发了人们关于到底什么是企业绩效*根本的决定因素的思考与纷争，其中的焦点问题则逐渐明晰在产权、竞争以及企业治理机制对于企业绩效而言，谁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事实上，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与争论并非始于中国，大凡有过国有企业民营化历史与经验的国家或地区均曾面对过这一问题。例如，英国是世界上*早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国家，以其为始点的民营化浪潮曾席卷全球，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时尚与热点。产权理论则是英国乃至全球民营化浪潮的理论基础，人们一度认为民营化是赋予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唯一利器，然而这种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尚经济学观点却在20世纪90年代末受到了强有力的质疑与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与质疑恰恰来自国有企业民营化实践*早的英国。
传统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企业的所有者或产权主体享有对企业剩余收益或利润的占有权，从而产权主体具有较强的激励动机去不断地提高企业效益，而在剩余利润激励方面，私有企业显然比传统的国有企业更具优势。因此，当产权从公有转变为私有或在民营化的过程中，企业激励机制得到了改善，企业效率亦会随之提高（Vickers，1996）。然而，一些经验事实并不支持这一论点。英国经济学家帕克与马丁（Parker and Martin，1997）在对英国各类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后的经营绩效作了广泛的综合与比较后发现：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上，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后的平均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提高；在垄断市场上，国有企业民营化之后的平均收益改善并不明显。其含义在于企业绩效与产权的归属变化并无必然关系，而与市场竞争程度却有很强的相关性，即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提高绩效的努力程度亦越高。几乎是同一时期，澳大利亚经济学教授泰腾贝朗（Tittenbmn，1996）在综合分析了85篇相关产权与企业绩效的经济学文献后指出，企业绩效与市场结构相关，亦即企业绩效与市场竞争程度有关。其实早在这之前，亚罗（Yar-row，1988）即认为，在市场竞争与产权或所有权的选择中，竞争与管制政策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因素中更为重要的因素；支持竞争的重要意义的证据尚可以在克利斯坦森（Christensen，1988）的研究中发现，其关于加拿大两家铁路公司（公私各一家）相关绩效的研究表明，公有企业并不比私有企业存在更多的低效率，从本质上而言，政府企业的低效率来自其隔离于有效率的竞争而非来自公共所有权本身等等。正是基于这些研究，刘芍佳、李骥（1998）认为，只有竞争才会迫使企业改善企业治理机制，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变动产权并未有给企业创造‘生’与‘死’的择别，它只是改变了企业的激励机制，但这种改变并不保证企业绩效一定会提高”。在刘芍佳、李骥看来，产权论阐明了收益激励机制对提高企业效益的作用，而超产权论（beyond property right argument）认为，利润激励与经营者努力投入并不一定具有正向的关系，而是利润激励只有在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发挥其刺激经营者增加努力与投入的作用。
很显然，超产权理论将竞争理论与产权理论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对此，刘芍佳、李骥（1998）还建立了如下模型精确描述了该理论的内涵。
毋庸置疑，超产权论拓展了产权论对企业绩效决定因素的分析视野，其将市场结构与企业产权制度以及企业治理机制结合起来分析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这本身扩大了分析决定企业绩效的制度因素系统，即将产权论的企业产权制度系统扩展到了市场制度系统。正因如此，超产权论较之于产权论在解释企业绩效方面更具有内在逻辑性与实证说服力。就此而言，超产权论是一个理论上的发展与进步。但是，超产权论在稍有弱化产权明晰功能的同时，过分强调竞争在企业绩效中的决定作用，其多少存在一些缺陷。简言之，其一，市场竞争是以产权明晰为基础的，产权模糊必然引起竞争的不公平；其二，竞争固然具有优化资源配置、激发生产经营者积极性等利于经济效率提高的功能，但对于市场竞争的功能，我们并不能对此无限放大；其三，竞争绩效的产生有赖于市场的完善与市场得以有序运作的制度结构的建立与完善，否则即会产生无序竞争进而低效率竞争。
无论怎样，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的“放权让利”或民营化而言，超产权论显然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亦即面对长期市场竞争的进化结局，讨论如何改善企业治理机制应该比讨论企业产权归属更具有现实与长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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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国有企业重构 作者简介

严若森，湖南华容人，武汉大学管理学博士，南开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出站，已在《中国工业经济》、《会计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改革》等重要学术期刊上独立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以及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共计十余项，曾获董辅初经济科学奖与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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