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变迁 内容简介

本书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组织的“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与出版工程”成果之一。
围绕中国银行业发展和变迁这一主题，本书总结出了中国银行业从“司库”到“政治银行家”再到“银行家”变迁发展过程中的“中国智慧”。
本书首先分阶段回顾我国银行业发展变迁的历程轨迹，并探究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对经济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继而对改革进程进行阐述以深入分析总结出我国银行业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由此探寻我国银行业改革适应性演进的轨迹，归纳我国银行业改革演进过程和路径选择的经济原理，借鉴国际银行业发展的成果，结合我国国情，展望我国银行业未来的改革方向及发展前景。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变迁 目录

1 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逻辑与历程.
　1.1　银行业改革的发展逻辑
　1.2　政府的司库：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银行业
　1.3　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30年进程回顾
2　中国二元银行体系初步建立
　2.1　中央银行变革
　2.2　国有专业银行设立
3　中国多层次银行体系的构建与充实
　3.1　银行杠杆对财政杠杆的替代
　3.2　体制内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与政策性银行的建立
　3.3　体制外银行体系的增量改革
4　中国银行业商业化改革的全面推进
　4.1　中国银行业多层次体系的深化与发展
　4.2　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
　4.3　不良资产剥离和银行体系风险化解
　4.4　政府、企业、银行关系的重建
5　中国银行业现代化改革的攻坚
　5.1　我国主要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
　5.2　多层次银行体系的完善
6　银行业改革与发展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6.1　银行业与中国经济发展
　6.2　银行业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7　中国银行业改革面临的问题及选择空间
　7.1　政府、企业与银行关系的改革问题
　7.2　金融资源城乡区域分配问题
　7.3　银行业竞争不充分问题
　7.4　银行业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的发展问题
　7.5　现代金融业务发展与国际化经营问题
8 中国银行业改革经验与前景分析
　8.1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经验总结
　8.2 中国银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后记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变迁 节选

1 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逻辑与历程
中国银行体系在改革30年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变迁轨迹，作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核心内容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回顾与总结中国银行体系的变化发展脉络，可以深深感受到“中国智慧”的微妙与缜密。
　　1.1 银行业改革的发展逻辑
形象化地讲，中国银行业经历着从*初原始的“司库”地位，演变为“政治银行家”，并向着现代“银行家”发展的路径。“司”为司职之意，“库”即是库房。司库本意是指收藏财富的地方或建筑物；特别是指用来保存公共收入，以应付政府支出所需的地方。所以，也指存放和支付汇集资金的地方，如金库和国库。司库也可指掌管资金或收入的人，即政府、公司或协会的财务总管。银行家则是一种具有特殊人力资源禀赋和风险偏好的企业家，其拥有提供专业化银行服务所承载的金融才能，是履行银行功能、提升银行效率、推动银行创新的载体。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银行家”则是指在政府宏观指引下，既满足微观经营主体自身发展目标，又配套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目标，发挥银行家才能的载体。具体地讲，其是一种介于司库与银行家两者之间，配合着中国特殊转轨时期制度安排的需要，既代表政府利益，又包含市场要素，身兼政治家与银行家双重身份与职能的特殊经理人。
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过程，很少有诱致性变迁与之并行，“政治银行家”始终为中国金融的发展掌舵前行，并在改革的各个先期阶段发挥主导作用，待到时机成熟，逐渐退居“幕后”，让市场去引领，但时刻敏锐地观察与监督市场化过程中的障碍，量度而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统领作用。同时，中国的金融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低成本改革路径，先在旧制度内培育新的金融制度安排，起到先行示范的作用，而后推动旧金融制度改良、深化，也就是存在着培育环境并分阶段推动旧制度成长的过程。之所以首先称之为改良，是因为变迁的着眼赢更多地放在金融量性成长上，对金融结构、产权等深层次性问题，采取了迂回、拖延的态度，在保障改革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的同时，等待发展平台达到*合宜的状态，再逐步把改革推向第二个深化层面。
首先来分析中国银行体系改革成长进程中的艰辛与抉择的逻辑机理。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在于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的确定，该目标取决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同时也反映了政治领导人的经济理想。但这一赶超型发展战略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下资源禀赋状况产生了直接的矛盾，当时的金融资源禀赋特点和动员能力是无法满足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的。在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处于非常低级的阶段，1952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4元，这种低收入水平抑制了资本的积累（林毅夫等，1999）。简言之，稀缺的资本无法满足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需要。更糟糕的是，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国家动员资金的能力也非常薄弱。例如，1952年国家银行的期末资产总额只有118．8亿元，存款余额93．3亿元，分别仅占到当年国民收入的20．2％和l5．8％（盛斌、冯仑，1991）。在这种情况下，实行金融的完全垄断便是国家的合理选择。国家垄断的单一金融产权形式，一方面可以提高动员资金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把有限的资金配置到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企业和部门。因而，改革开放以前，国有金融体制表现为无所不包的单一银行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国有金融中介性质是国家赶超型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当时金融资源禀赋稀缺状况矛盾的内生产物，并良好地发挥着国家所赋予的特有制度功能，契合着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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