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2 财政对价格改革和市场体系形成的支持作用
理顺价格体系，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必由之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导致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也影响了价格作为资源配置信号作用的发挥。不合理的偏低的农副产品价格，对农业生产带来很不利的影响，也危害着国民经济的基础。经济改革之初，国家就决定增加财政支出，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必然要求销售价格的相应提高。为了保证价格改革的顺利进行，国家对城市居民实行了价格补贴，包括粮油价格补贴，棉花价格补贴，肉、禽、蛋、菜价格补贴等等。
财政的价格补贴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价格调整所带来的不稳定。
价格双轨制改革对于中国经济改革来说意义重大。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在保证传统体制正常运行的同时，为增量改革获得了空间。价格双轨制下，价格包括三种类型：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政府定价是与指令性计划联系在一起的，而政府指导价对应的是指导性计划。企业亏损按照形成原因的不同，可以分为经营陸亏损和政策性亏损。前者是因为企业经营管理效益不佳所导致的。后者则是由于企业执行指令性计划所导致。
财政对企业的补贴一开始是面向所有的国有企业。后来，补贴仅限于政策性了损企业。对企业的财政补贴保证了政策性亏损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企业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推进，指令性计划越来越少，政府定价范围越来越窄，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信号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理顺价格体系的过程，必然带来一批相关的利益受损者，从短期来看，为避免社会不稳定，给受损者予以一定的财政补贴，支持了价格改革的进行。
在理顺了价格体系的改革，促进了市场的形成之后，中国现已形成包括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对一些领域的退出，加上相应的财政补贴政策，也促进了相关市场的形成。
8.1.3 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弥补市场失效
中国财政改革是财政的公共化过程，即从计划型财政向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公共财政转型的过程。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旨在弥补市场失效，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保障，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财政转型首先是改变财政的“越位”与“缺位”状况。“越位”和“缺位”是相对于市场经济而言的，前者是指财政活动超越了市场所需要的政府干预范围；后者是指对市场所需的政府干预范围，财政没有介入或介入不足。在计划型财政中，财政包揽社会的一切活动，无所谓“越位”和“缺位”。改革中的过程，意味着政府要从一些领域中“退出”。但是，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以及配套条件的不具备等多种原因，“退出”可能遭遇一定的障碍，该退未退的领域，就属于“越位”。与此同时，一些原先依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由于改革的推进而被打破，对应的新制度由于财力等方面的原因而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真正确立，这就构成了“缺位”。在经济改革进程中，正是因为“越位”，“缺位”问题才更加严重。财政改革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一个“归位”的过程，是财政合理定位的过程。
改革中，政府努力提供全社会所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是实现“归位”的过程，是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过程。政府通过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逐渐从一些“越位”领域中退出；通过增加在“缺位”领域的投入，填补“缺位”，为市场的正常运转提供制度的保障。政府正在加大对养老、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环境保护、收入分配等的支持力度，代表了财政转型的方向。所有这些领域，属于公共产品、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收入分配不公平等市场失效领域。而且，财政支出是一视同仁的，不再有城乡之分，不再有不同所有制企业之分。
为了保证弥补市场失效的财力，政府需要不再区分预算内、预算外、制度外财力，而将各种可支配收入集中，纳入统一的政府预算管理，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财政收入上，建立以税收为主要收入形式的现代财政收入体系，建立财政收入稳定机制，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同时，发挥税收的效率和公平调节作用。在财政收入占GDP较低，不足以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特殊条件下，建立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有其必要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财政收支对称，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达到*高才是*为关键的问题。
财政转型还应致力于发挥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财政转型之后，传统财政体制下的直接管理让位于财政的间接调控，宏观财政政策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规范化，促进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之间的合理分工，以*大限度发挥财政在效率、公平和稳定上的作用。
从根本上说，财政转型的真正实现有赖于财政决策法治化、科学化和民主化机制的形成。
8.2 财政改革方式的选择
8.2.1 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
关于市场经济改革方式，一直存在两种改革方式，即激进改革（radicalreform）和渐进改革（gradual reform）的争论。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是一揽子的、一步走的、总体推进的改革，通常被视为激进改革，这些国家实行的是所谓“休克疗法”。中国经济改革是分步实施的，常被看作是渐进改革。
就两种改革方式本身而言，很难说清孰优孰劣。二者都有其合理之处。休克疗法背后的逻辑是一个人无法分两步跨过深渊，而在渐进主义者看来，改革只能层层推进，因为一个刚得过肺炎的病人不能迎着凛冽的寒风去跑马拉松（奥尔森，2005）。就中国的改革而言，也有一些学者更愿意称之为增量改革（incremental reform），因为改革是在旧体制因阻力较大改不动的情况下，先在其周围发展新体制，随着这部分经济成分的发展壮大，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和体制环境的不断改善，再逐步改革旧体制（樊纲，1996）。这种改革是在国有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先采取修修补补的办法以维持国有经济的运转，而把主要精力放在非国有经济上，寻找新的生长点（吴敬琏，2004）。
与整体经济改革有点相似，中国财政制度改革也不是一步到位的，这样的改革无疑可以视为渐进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增量改革”。中国财政改革与经济改革一样，一开始并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改革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改革很难实现“一步到位”，因为根本不知道改革的目标在哪里。只有在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确定之后，财政改革的方向才大致明朗，虽然在局部领域仍有争议。但即使如此，财政改革往往也不是一步到位的。1994年中国进行了工商税制改革。消费型增值税制无疑是增值税制改革的目标，但当时选择了生产型增值税。这不是一个*优的选择，但与产品税制相比，生产型增值税制减少重复征税。而且当时选择生产型增值税制还可以避免财政收入波动过大。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之后，具体改革方案还是考虑了既得利益，保留了税收返还这一与规范的分税制不相适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做法，保留了按照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的做法。这种折中做法*大限度保证了财政改革方案容易得到支持，保证了财政改革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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