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讲，我国城市化要滞后于工业化。根据《2006年国际统计年鉴》上的数据，到2005年为止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0.4％，即在全部人口中只有2／5的人居住在城镇地区。而“城镇地区”实际上包括全国所有的600多个城市和将近2万个镇（就是通常说的小城镇）。镇的规模平均不到1万人，也就是说，目前在中国5亿多的城镇人口中，将近2亿人住在镇上，真正的城市人口只有3亿多。住在镇上的居民，其基本生活条件和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更接近于农村。就算我们把城市人口、镇人口都加在一起，拿这个2／5的比重和世界上其他与我国基本处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比较，那么根据世界各国2005年的数据，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低于这些国家的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
我国西部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71％，是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也是中东部地区重要的生态环境屏障，然而，西部生态环境破坏得十分严重。尽管西部地区经过六年多的生态环境建设和改善工程，某些局部问题得到改善，但西部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主要表现在：（1）水土流失依然严峻，生态安全脆弱。目前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为104.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80％以上，水土流失率达15.15％。在西部11个省区中水土流失*为严重的是宁夏，其水土流失率高达69.94％；其次是陕西，其水土流失率高达66.87％，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3。（2）草原退化惊人，土地荒漠化严重。目前，西部天然草场退化十分严重，退化面积占该地区草场面积的70.7％。西北地区草地退化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宁夏草地退化率高达97.37％，陕西为58.55％，甘肃为45.17％。西北及内蒙古6省区是我国荒漠化*严重地区，荒漠化总面积达18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荒漠化面积的71.7％。（3）森林面积减少，生态功能减弱。目前全国森林覆盖率锐减，仅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就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40％下降到1998年的10％，2003年虽然提升到18.21％，但仍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比例相差10～20个百分点。由于森林过度破坏，植被减少，裸露土地增加，裸露率由过去的不到10％增加到现在的30％。四川省泥石流发生县由20世纪50年代的76个扩大到现在的135个（梁从戒，2006）。西部生态环境破坏也严重影响了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例如，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是西部地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致使河沙抬高河床造成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破坏加重了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和我国的地区经济差距，2002年我国90％的贫困人口和80％的贫困县集中在西部地区。
地区经济差距和城市化滞后有着紧密的联系。城市化滞后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加重了地区经济差距。2002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国内生产总值的7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0％集中在城镇，而乡村集中了64％的人口。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医疗、失业保障等）及教育等非货币因素，城乡居民之间的真实收入差距大约为6：1（高觉民，2004）。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我国城市人口的地区分布很不平衡，2006年我国东、中、西部城市化率分别为54.6％、40.4％、35.7％，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是中部地区的1.4倍、西部地区的1.5倍。我国城市人口的49.1％分布在东部地区，将近全国城市人口的一半，而全国农业人口的67.2％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其中中部和西部各占36.2％和31.5％。由此可见，我国中西部地区农业人口比重过高。这既是构成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成因，也是我国总体上城市化滞后的重要成因。扼制和减少不断扩大的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以及城乡差距，实质就是通过城市化来吸引和消化农业人口，把数以亿计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将其转变为城市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城市化和减少地区经济差距本质上是一回事。实际上，西部生态环境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西部地区农业人口相对于西部土地承载力而言过多，致使西部许多地区的农民过度用水、过度耕作、过度放牧、过度砍伐，陷入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刘燕华等人（2001）以水、海拔、地表起伏等指数建立中国人口分布模型，据此计算的人口密度与实际人口密度比较，发现西部地区为全国人口超载*严重的地区。按实际人口密度与模型计算的适宜人口密度之比值排列，依次是宁夏（57.4）、贵州（12.76）、甘肃（7.66）、青海（5.77）、云南（4.53）、四川（3.88）、陕西（3.29）。因此，以适当的方式加快实现西部农村剩余人口城市化，可以促进西部生态环境的改善。
地区经济差距和城市化滞后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了十分严重的不良影响：消费需求不足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尽管CPI在2004年开始上升了，但其主要原因不是居民消费需求上升了，而是近几年农产品生产低迷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粮食和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并传导到消费品制造业引发的。近10年来，我国*终消费率平均只有58.5％，比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低了近20个百分点。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一般在80％左右，积累率在20％左右。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消费需求仍呈下降趋势，*终消费率由1980年的65.5％下降到2005年的51.9％，*终消费贡献率由1980年的85.5％下降到2005年的36.1％（李林杰等，2007）。消费率过低会造成居民被动地增加储蓄，进而又促使大量银行资金转化为高投资率。因此，我国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倾向突出，而且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尽管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的调控措施，但投资增速仍处高位。*新数据显示，2006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仍高达24.5％。由于投资膨胀，而国内消费相对疲软，使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寻找出路，进一步加大了贸易失衡，使国际收支失衡矛盾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凸现。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起飞的初期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是地区经济差距和城乡差距（刘文斌，2002；朱国林，2002；马良华等，2003）。严重的收入差距造成我国高收入者拥有绝大部分财富但消费倾向很低，大量人口因缺少财富而无力消费（袁志刚，2002）。从城市化滞后的角度来看，国内消费需求低迷与我国低城市化水平以及城市人口地区分布不平衡密切相关。我国农业总人口约占60％，且大多数分布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由于消费习惯、收入水平低等原因，农民的消费量比城市居民小得多。2001年，9亿农村人口的消费量仅为4亿城市居民消费量的91％。通过城市化和扩大城市就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城市居民，是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途径。各国的发展经验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解决就业问题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然而，城市化滞后阻碍了我国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究其原因，第三产业中许多行业的发育和发展必须以一定的服务市场容量作为支撑，城市规模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正相关（刘伟德，2001）。1995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下降，其吸纳就业的空间正处在进一步缩小期。如果没有新的服务需求出现，第三产业进一步吸纳就业的能力难以提高（李冠霖等，2003）。不加快城市化，我国城乡就业压力和地区经济差距问题难以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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