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 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变革
中国20世纪发生了三次规模巨大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次是50年代初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从地主所有制向自耕农所有制的改革；第二次是50年代中后期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推行的从自耕农制度向集体所有制的改革；第三次是80年代初完成的从集体所有制向家庭（自耕农）使用制的改革。历史地看，**次和第三次改革普遍被认为是成功的，第二次改革显然是不成功的或失败的。这种判断并非单纯基于生产效率或产出总量，重要的是看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否，因为无论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还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看，任何改革成功的判断都必须与*终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和福利水平相联系。本报告认为，总结1978年以来的农村改革经验，尽管可以从多种角度分析和研究。但*重要的是要坚持历史和实践的观点。
一、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革的体制背景
1978年改革前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是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人民公社制度。这种制度严格地说并不能称之为“土地经营”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名义上是集体所有，但集体在生产组织、决策、收入分配等方面并没有多少自主权；集体所有者的代表是来自行政授权的干部，并非集体内部成员自愿选择。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决定了所谓集体仅仅是个劳动的集体。或者是一个生产单位，集体“经营”是谈不上的。
人民公社体制的低效和缺乏激励机制。并非只是在改革前夕才被人们所认识。从人民公社诞生之日起到改革开放前。农民自发的或基层干部鼓励的各种形式“包干”曾经多次出现过。但为什么这种体制能够产生，并且长期得以维持？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难以深刻理解始于1978年的中国农村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划时代意义，并且将影响到对于未来改革走向的把握。
对于人民公社体制何以产生。已有的解释几乎可以说面面俱到。有从当时国际环境的分析，如国外“封锁”、抗美援朝、匈牙利事件等。认为外部压力使这一体制的选择不可避免；有从当时领导层“左”倾急躁指导思想占上风的角度。探索了这一体制选择的思想根源；有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考察，借用苏联早期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论证这一体制选择的合理性；也有根据现代经济和产权理论，从规模经济和交易费用角度，推论了这一体制选择的客观必然性……问题在于。如果当时的国际环境不是那样，领导层的指导思想不发生“左”倾，是否就不会有人民公社体制？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合理性。不过是一种理论虚构和“事后”的辩解，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过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至于规模经济和交易费用理论。至少它没法回答，人民公社体制下工农业交易费用的降低和其他农业组织化形式下的比较，也没法提供所谓交易费用的降低与农业激励下降导致的损失之问的比较，因而也证明不了人民公社体制具有客观必然性。
人民公社的产生当然离不开各种历史条件，但是这些条件只能加速或延缓其产生，并不能阻止其必然发生。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从行政操作意义上不能说是不成功的。在这个意义上，当时的国际环境因素，领导层的指导思想，乃至社会动员的价值取向等，都可以视为成功的原因或条件，但回答不了为什么要选择人民公社。人民公社体制的必然产生，有着深刻的理论和历史逻辑。
人民公社体制不是源于农村经济发展“自然过程”中的创造，它也不是农民的自愿选择，而是国家权力意志的产物。这种国家权力意志，当时是根植于传统社会主义概念特别是苏式社会主义概念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已经说得非常简明：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毛泽东是深知中国没有合作社传统的，连合作社的推广和发展都“可能使我们遇到困难”，更不用说建立人民公社了。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特征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公”就是公有化程度比高级社程度高。但是这种“大”与建立在分工和市场竞争基础上的规模经济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与“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的观念相联系的，“大”到能够把千千万万农民的简单劳动用行政的链条组织起来，“公”到能够无偿地把分散在各个农村合作社的微薄资金聚集起来。这是苏联集体农庄的启示，是世界上**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启示。所不同的是，苏联的前身俄国有着悠久的农村公社传统，中国只有长期分散的小农经济传统；苏联的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中国基本上还是简单粗糙的手工劳动。
中国选择人民公社体制实际上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逻辑。早在1934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提出了将来“将实行国家农业集体化”的未来目标。1949年，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集体化的重要性：“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全国政权只是革命的**步，第二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此推论，建国后的土地改革充其量只是一种革命策略。不可能成为稳定持久的制度，集体化道路是必然的选择。1951年7月，刘少奇在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的报告的批语中，就提出了对“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批评，但同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12月15日为印发该草案撰写党内通知。强调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
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清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转向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已经确立了它的路线。就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并使这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发展。这条道路是建立在这样分析之上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在这样一个贫穷和愚昧的国家里是不可能马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的，它必须允许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私人或集体资本主义以及农村的合作社经济。都得到长期的存在和发展。问题在于，这个“相当长”的阶段有多长？这种过渡的基础和主要条件是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有着相去甚远的理解和认识。由此便形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所谓路线之争，以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国人中的威望和权力地位，以及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这种路线之争的结果从一开始便胜负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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