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无论从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看，还是从中共在建国前确立的纲领和路线看，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主张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或国情的。但是。一贯主张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之所以*终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除了毛泽东的威望和权力地位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当时在理论上比较普遍地认同斯大林“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的观点。并且相信通过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可以解放社会生产力和增加物质财富。因此，当毛泽东提出“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这样一些原则时，党内基本上是接受的。目标模式既定，剩下的只是实现目标的方法、策略和步骤问题，无论对“逐步”的理解有何不同，这个目标是一定要实现的。初级社也好，高级社也好，都不过是把土改后形成的按人口平均占有的土地私有制乃至其他生产资料“集体化”为公有制的过渡形式，只要领导层认为过渡条件成熟，大力推进这种集体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尽管当时领导层在过渡条件是否成熟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但毛泽东的威望和权力地位决定了这种分歧在*好的情况下也仅具有“参考意义”。毛泽东更看重国际经验也就是苏联经验，对中国社会的落后更主要的是从文化或人的思想观念方面来认识的。毛泽东相信，穷苦的农民正由于穷苦，所以“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毛泽东的那句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主要不是从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摆脱落后愚昧状态提出的，而是要发掘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教育“落后”农民走苏式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这种思路持怀疑态度或者在实际工作中试图“纠偏”，都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或右倾机会主义。从1953年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到后来的“反右”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思路的一脉相承。这是原定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问完成“三大改造”，竟然只用三年就基本完成的思想基础和主要根源，也是中共八大提出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战略不久，“突然”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基础和主要根源。
从1953年开始的大规模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58年“大跃进”中人民公社体制确立，从1953年开始国家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到不久推行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中国农村基本“堵死”了商品经济意义上的产品和要素流动的渠道，被纳入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控制体制：此后一直到1978年，虽然有过一些调整，这种体制基本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二、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变革的现实条件
始于l978年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并非来自领导层的“事先”设计。它发端于贫困地区生存条件恶化而产生的“A救”，普及于领导层的“允许”和合法性“追认”。直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之前，“包产到户”除了“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还是不允许的。大规模的改革是198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个“1号文件”下发之后展开的，1980年底到1983年初，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所占比重由14.9％提高到了93％。其中大部分是“包干到户”。
这次始于农民自发兴起的改革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功，固然是由一系列主客观条件所促成。但从中国改革前的体制特征看，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领导层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在指导思想上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可以说，农村改革由于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普遍愿望，所以才能成功，但是自土改之后农民一次次自发改革都没有成功；我们可以说，农业生产特点适宜家庭经营，因而改革符合客观的技术经济规律，但是对这种规律人们并非只是在改革初或后来才认识；我们可以说，农村是计划体制的薄弱环节，因而改革容易取得突破。但是这种薄弱从计划体制建立时就存在。类似的改革却都夭折了；我们可以说。国家控制农村经济的收益已经不能支撑控制的费用的迅速增长。但是“大跃进”时代也出现过这样情况。其后只是出现了短暂的调整；我们还可以更抽象地说。原来的农村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制约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农民“忍受”了二十多年的“低水平徘徊”。都未能引发大规模体制变革。应该说。上述分析只能说明，农村改革始终存在着经济的、社会的深厚基础，这些基础构成了农村改革的可能性条件，但不能保证改革在某一时刻必然发生。
中国改革前*突出的体制特征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由于这种体制是按照特定的意识形态建立的，因而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任何改革都是难以设想的。同时，在实际运行中，政治处于统摄地位，“政治挂帅”、“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因而没有权力结构的变化，任何体制性变革和创新都难以进行。
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和粉碎“四人帮”标志着中国绝对个人权力统治时代的结束，新的政治权力结构不可避免地即将产生。尽管当时的*高领导人试图以“两个凡是”来继续推行毛泽东的“既定方针”，但其个人威望和可控制的政治资源，不仅难以望毛泽东之项背，而且也不能阻止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受整肃的老干部“复出”，邓小平1977年被恢复一年前的一切职务已经预示了这一信号。新的权力结构意味着，虽然当时的*高领导人依然有“英明领袖”之称，但实际上却没有前任领袖毛泽东那样的绝对权力。因而奠定了“恢复党内民主”、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政治基础。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才能够改变原来的议程，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一个多月的热烈讨论，完成了为其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充分准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构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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