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到了于惟栋这里，是中关村的幸运。此人原本就对中关村怀着一份旧情。他曾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当过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还曾是个设计原子能反应堆的工程师。1982年他进入中南海，成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一名专事调研的官员，拥有学识远见和务实精神。他的强烈的民间情怀常常左右着价值取向。他信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很多事情都是群众自己走出来的，不是哪个领导指示的”。同时他也相信“这里面有一个领导支持和认可的问题”。不用说，让这样一个人来主持即将展开的调查，就有极大可能在白颐路与中南海之间架起一座桥。
　　让那些离经叛道者名正言顺，至少不再被当作反面人物，这是中关村走向坦途的必经环节。于惟栋**次看到了这种可能性。鉴于他所处的位置，他是有机会促成中南海的政策转向的。
　　就当时的情况看，有两点考虑是达成目标的关键。**个是如何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与于惟栋的价值取向和中关村的实情有着必然联系。中关村是个惹是生非之地，过去几年没完没了的那些举报、攻击、调查和批示，不绝于耳。于惟栋能够了解此前所有不同意见，甚至洞悉“中央领导人里面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便把“怎样说明这个问题”当作**个关键。这一点他从自己的直接上级温家宝那里也能体会。后者向他发出的**个指示，就是“这个调查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二个是时机问题，也就是怎样才能让中央领导接受他们的结论，进而让调查人员的想法产生效果，甚至变成一项影响整个国家的决策。很多年以后，于惟栋回忆起这段往事，承认他当时满脑子都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在中央办公厅，也要考虑到方式，根据我过去工作的经历，我深知要办成一件事是比较难的”。他甚至还向同事们讲起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位科学顾问促成“曼哈顿计划”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悟出一点什么来于惟栋把这个故事叫做“
美国曼哈顿计划小插曲”，讲给很多人听。他说，当年德国人在加紧研究原子弹。有人就去说服爱因斯坦，让爱因斯坦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促使美国政府尽快重视和开展原子弹的研究。这封信交到美国总统的一个科学顾问手里，请他转交总统。但是这封信在科学顾问手里压了一个月。为什么呢，就是要考虑一个时机和效果的问题。这位科学顾问动了一下脑筋，一个就是要能跟总统说上话，比如，很多人开会的时候，你给他，他可能理都不理。第二个是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后来有一次啊，他看到机会来了，罗斯福心情也比较好，也比较悠闲，他就把这件信递交了，说明了原因。罗斯福当时看了看，不置可否，就交给秘书了。
　　——选自《中国的新革命》第七章

新疆界
——“法无禁止不为过。”
　　经历了80年代不正规的、自发调节的童年期，又经历了90年代无法无天的青春期，中关村现在试图建立一套保证市场秩序的新法律。随着立法进程的开始，一些前所未有的游戏规则在这片新兴土地上被付诸实施。投资者们不必再担心会遭遇强权者的掠夺，不必再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法律界限忧心忡忡，而企业家们也有了着眼于长远的赚钱的希望。
　　2001年1月1日颁行的《中关村条例》，直到今天都被人们叫做“中关村大法”。尽管当时我们国家已有20个省市为高新技术产业制定法规，但是这个“条例”还是受到专家们的异口同声的欢呼，理由是它的立法精神贯彻“适度超前”的原则，并且“充分借鉴国内外经验”。萧江平，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一位博士生，说它“对社会公平的追求精神令人钦佩”。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刊登的一篇评论说：“这是一部充满了对知识和人才敬意的地方法规。”即使像周旺生这样冷静刻板的法学教授，也会为此激动起来。“这是北京市立法和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时刻。”他写道，“一个充满制度创新和先进气息的法制环境，一个引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先进方向的科技园区的法制环境，由此而奠定基础。”这些话有些过头儿。然而“条例”的确是从这块新兴土地发展出来的**部真正意义上法律。它的全文共计八章80条。和中关村的现实地位一样，它的法律也是新旧两种理念杂交出来的混血儿，让你兴奋，也让你感到美中不足：是啊，它为什么没有更好一些呢!
　　充满活力的社会一直是法律创造者的天堂。奇怪的是，经过20年生机勃勃的探索，直到21世纪开始时，中关村从来没有出版过任何法律书籍。法规少得可怜，并且混乱，缺乏编纂，没有判案报告可以遵循，也谈不上任何研究。对人们行为发生作用的规范，只有“18条”。它是政府1988年决定在这里建立“试验区”的时候制定的，全名叫做《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与其说是条例，不如说是政策，因为它基本是当时政府拍着脑门想出来的。至于法律，那时候一切都由自学成才的律师、警察或者行政官员改行的法律顾问，以及外行的法官说了算。中关村很长时间都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只有一个名叫曹永训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退休干部，是这方面的热心人，他后来成了当地政府的法律顾问，将他知道的几个案例打印成册，发送不过十几份。
　　这是国家的缩影。这个国家一向信奉“清官政治”，崇尚“道德治国”，没有法律传统。20年前开始的这场新革命，并不是因为国家有了新规则，而恰恰相反，它缘自一种无法无天的局面。这同西方的开拓时代截然不同。当年美洲大陆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上，一群新移民不期而聚，总是先商定一个游戏规则，然后开始游戏。规则在先，而行动在后。无论一个集体、一个社区、一片新大陆，都是如此。而中国人则是先干起来，至于规则、目标以及到达目标的道路，都可以“到时候再说”。这在古时就有一句充满智慧的俗话来表述，叫做“船到桥头自然直”，在今天，“摸着石头过河”则成为所有改革者的座右铭。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勒后来指出：“中国不缺经济学，缺的是法。”他说出了这个国家一大特征。然而他却始终不能明白，这个国家的成功之道，恰恰在于没有规则。我们只要看了本书前面叙说的那些故事，就可以知道，所有成功者都是破坏规矩的大师，他们不是让那些既成的规则对他们无可奈何，就是恰倒好处地进入那些没有规则的领域。
　　一个立法领导小组随之成立。为了避免重蹈过去4年的覆辙，这一回他们把政府部门全都甩到一边。立法领导小组的三位组长，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西平和北京市两个副市长，刘志华和林文漪，来担当领导小组的三位成员有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的两位副主任，陆昊和任冉齐，还有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王嘉彦。。1999年11月25日晚上他们召开**次会议，当场制定一个激进的时间表，要在7个月内提交新法律的草案，以便让陶西平领导的市人大常委会去审议。陶西平指出：“中关村建设是北京市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立法又是中关村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刘志华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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