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6(2005):资源型城市的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 本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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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皮系列图书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几年推出的大型系列图书，它们由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权威研究报告组成，对每一年度中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现状和发展太势进行分析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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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6(2005):资源型城市的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 内容简介

人们通常把一个社会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区分为物质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在经济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在理论界似乎不是引起争议的问题，即使对经济学不了解的人，凭借直觉就会得出肯定的答案：资源丰富会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大多数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并没有证实这个结论。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以原材料为主的出口结构不利于他们的经济增长。70年代格罗宁根大气田的发现，虽然给荷兰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也带来了著名的“荷兰病”。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等的关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对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状况的实证分析显示，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反而有更低的增长速度和更低的社会福利水平。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种难以解释的诅咒。尽管另一些经济学家质疑这个结论，但是，他们的结论同样是悲观的：自然资源丰富诱导政府选择了坏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从而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了“间接的诅咒”。
　　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负的影响是否在中国发生了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传统“赶超战略”体制的形成背景，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特征的发展战略，其承担者并不是随机确定的，哪里发现了自然资源，中央政府就会把资金投向哪里。今天的资源型城市几乎都有远远高于非资源城市的重工业比重。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非常有限，政府为了保证充分就业目标，就会要求矿产企业（重工业）超过自己的实际需要雇用劳动力。在软预算约束的条件下，这些企业还能够通过补贴而维持下去，然而，一旦面临市场竞争，这些企业就因为缺少竞争能力而陷入困境。
　　1998年，中央政府设定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剥离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解决软预算约束，从而在企业内部建立激励机制。中央政府允许国有企业按照竞争需要重整企业内部资源，自主决定劳动力雇用，“三条保障线”则用于帮助被分离出来的职工及其家庭渡过难关。下岗失业冲击了中国的城镇家庭，尤其是那些老工业基地和重工业比重高的地区。
　　可以想见，资源型城市因为执行重工业优先增长战略，不充分就业现象更为严重，而中国矿产资源和能源价格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又一路走低，大量的矿产企业陷入困境，分离富余人员的压力更甚于非资源城市。另一个必须指出的因素是，非资源城市由于发展了更加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快于资源型城市，当资源型城市的增长速度慢和就业压力大叠加到一起的时候，其困难便凸显出来。
　　资源型城市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里的条块分割体制更为严重：几乎每个资源型城市都有一个与当地政府行政级别相当的矿业企业，它们属于中央或者省的部门，在传统体制下很少向地方政府提供利税，当它们今天面临经营困难需要把富余人员和其他社会负担剥离出去的时候，发现地方政府根本不愿意接过这个沉重的包袱。正因为如此，矿业国有企业的改革远远落后于非资源城市的国有企业。2000年6月1日，中央政府出台了11号文件，为矿业企业的改革提供帮助：允许“资源枯竭型”矿业企业关闭破产，并为其核销呆坏账；同时为这些企业的分流职工提供更加优惠的保障。这两项成本主要由中央政府负担。
　　这样一方面促进矿业企业改革的步伐加快，但另一方面也诱导了大量的矿业企业选择“资源枯竭”和关闭破产。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当然非常乐意中央政府来背这个负担，他们不仅会鼓励矿业企业“资源枯竭”，而且会把经济增长减速和就业压力增大的责任归咎于“资源枯竭”。
资源型城市的矿业企业关闭破产更多是政策的结果，但是，由于关闭破产带来了利益的重新分配：下岗失业人员骤然增加了，离岗职工未必能够按时足额拿到政府承诺给他们的经济补偿与救助；集体企业职工常常被排除在特别救助范围外；下岗失业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下降等，都会让群众心存不满。而少数“内部人”利用关闭破产之机，把国有矿山与附属设备名正言顺的以低价购买到自己手中，更会让广大职工产生“相对剥夺”感，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稳定面临着挑战。
　　矿业部门和矿业城市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四矿重于三农”，要求给矿业城市出台特殊的救助政策，尤其是那些进入“枯竭期”的城市。但其“出钱出物”的建议与矿业体制的改革方向——建立与完善矿产市场体系——却不尽一致。各级政府已经开始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发展出台各种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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