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太贾珂玲是我在中国的搭档、亚新科公司的企业传媒总监。她努力为我打气，说我刚好处于*佳位置。她说，为克林顿总统暖场，肯定会让各路传媒对我关注有加。结果真是这样。可我满腹心思都在考虑这样一件事：那位有史以来*了不起的沟通大师会继我之后登台演说，我该怎样做，才能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并让他们记住我呢？
这场演讲已经让我焦急难耐地盼了好几个月，我决心想办法舒缓这股焦虑，这对我和观众都是解脱。我伴随着一阵掌声走近麦克风，不过我能感觉得出，观众们对于自己即将听到些什么内容，心里并不清楚。
“我出生前，”我开了口，“父母为了给我起名字，冥思苦想了很久很久，*后决定叫我‘杰克’。我到中国时，中国人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给我起了个中文名字。”
“如今，我来澳大利亚不过三天时间，”我一边说着，一边环顾大礼堂，绽开笑容，“我发现自己有了个新名字——‘谁是？”’
听众们领会了我的意思，爆发出会心的大笑，坚冰被打破了。我初来悉尼时每每被人介绍，听到的人心里都会纳闷，我把他们心中的疑问轻描淡写地说了出来：“我知道克林顿总统是谁。我知道卡莉·菲奥莉娜是谁，也知道迈克尔·艾斯纳。不过，谁是杰克-潘考夫斯基？”
虽说本书讲的是中国，讲的是创业和企业家精神，讲的是突破别人的预期，做些不一样的事情——不过我仍然认为，我应该像在悉尼那样，先来个自我介绍。
我从1994年起一直担任亚新科工业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是同年创办的，从事汽车零部件的制造，总部在中国。亚新科的销售额是5亿美元，按美国标准来衡量，它还算不上大公司。但在中国，它已足以跻身同行业规模*大的公司之列。目前我们公司在国际上还算不上是家喻户晓，但我们在8个省份拥有18家工厂，52个销售处遍布全国，这使我们公司的经济实体遍及中国的每个角落。雇员超过12000人，产品范围广泛，包括柴油机燃油喷射系统、活塞环、起动器、交流发电器、空气压缩机、制动产品和各种铸件，我们公司在中国汽车行业扮演着重要角色。
除了这些数字，我们公司还有几件事会让人们觉得有意思。直到1993年，亚新科公司还只是一个构想，早在世界其他国家认识到中国对轿车、卡车和巴士的需求究竟有多大时，我们就开始关注汽车行业（特别是零部件），人们觉得我们是家高瞻远瞩的公司。我们率先认识到，中国幅员辽阔，势必需要构建庞大的高速公路体系，需要各种各样的车辆运送旅客和货物，这种经济发展的需要与50年前的美国如出一辙。
因为我是美国人，我们公司的资金主要是从美国筹集的，很多人便以为我们是美国公司——其实并非如此。不管怎么看，我们都是地道的中国公司。我们的总部设在北京，我本人从1993年起就定居在这里。几乎所有员工都是中国人，我们的产品有85％在中国市场进行销售，纯粹的中国企业购买的产品占公司销量的一多半。如今，一家又一家的公司想通过给自己并未扎根中国的业务机构增加力量以获取中国的市场份额，而亚新科却已经出落得羽翼丰满，并且反其道而行之：我们正在尝试着充分利用我们的中国基地，将我们的公司发展成为一家全球化的公司。1997年，我们在美国设立了分公司，2005和2006年我们分别在英国和东京也设立了办事机构。
也许亚新科*著名的，是它在中国采用的打造本土管理团队这一方法。我们公司在中国的全部工厂都由中国大陆的人士负责经营，没有哪个职位不向中国管理人员开放，我这个职位也不例外。我们公司已经被写入研究案例，人们经常请我去做演讲，比方说悉尼这次，我们采取的管理方法就是原因之一。2001年和2005年，亚新科公司参选中国十佳雇主，我们只参加了这两次评选，两次都入选了，后来这次还名列第三。
我经常对人说，不在中国建成一家销售额达10亿美元的公司，我是不会满足的，这个目标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我猜想，中国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那我们的后半部准会像前一半一样激动人心，丝毫也不逊色。
尽管当初激励我来亚洲发展的目标——创建自己的商业模式，已经成功地得到了实现，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后面的章节，我会讲讲我们取得的某些成功，还会讲讲我们曾经面临的困难，以及我们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来创建我们的中国业务的。
但首先，容我回到悉尼的那个问题上来：“谁是杰克·潘考夫斯基？”
在匹兹堡长大成人
　 我出生于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我的双亲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们的父母是在20世纪初从波兰移民过来的。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不会说英语，所以我从没跟他们直接交谈过，但父母亲给我讲过他们的事情。像许许多多的移民一样，他们离开波兰，是为了逃避某些东西——普遍的贫困，就我的外祖父来说，则是为了逃避俄国人的兵役。他们孤身来到美国时，只有十五六岁，语言不通，口袋里只有几个便士，只有一位只知其名的远房亲戚可以联络，还住在某个他们闻所未闻的城市里。
到语言不同的异国他乡去寻找机会，是我的祖辈在1900年做出的举动，而我在大约100年以后所做的，与当时一模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初移居亚洲和中国，的确需要鼓足勇气，不过在我看来，这与祖辈们当年的移民相比，未免相形失色。起码我可以坐13个小时的飞机再回美国去，再说我受过的教育、工作经验、充足的资金让我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而他们一无所有。他们移民的时候，比我出国时要小25岁，没受过什么教育，除了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的单程票，几乎别无长物。
匹兹堡和西宾夕法尼亚州是移民们中意的去处，因为他们有望在那儿的煤矿和钢铁厂找到工作。这片地方吸引着波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捷克人、爱尔兰人，以及几乎所有东欧国家的流亡者。（尽管打那以后，这座城市的钢铁工业和时运有所改变，但匹兹堡依然保留着丰富的种族多样性，这一点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涵贡献良多。）
我父母堪称汤姆·布罗考所说的“*伟大的一代”的典型。我母亲共有六个兄弟姊妹，高中毕业后就去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当起了长途电话接线员。我父亲家里有十个孩子，大萧条逼得他上到九年级就辍学了，他在匹兹堡为数众多的钢铁加工厂中找了一份工作。美国参加二战时，他参军当了步兵，在太平洋战区服役。父亲总是满怀深情地谈到澳大利亚、斐济、所罗门群岛的自然风光和友善的当地居民，但丛林战和白刃战肯定相当恐怖，他从未开口讲过作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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