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所属的两家人相互认识，在父亲参军前，母亲曾和父亲有过短暂的会面。可能是因为在父亲看来，母亲是新生活的希望，倘若父亲能够保住性命捱过战争，就有可能过上这种生活，所以他从海外给母亲写了一摞一摞的信。（我的大女儿萨拉懂事很早，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她曾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陪伴在我父母身边度过，她清楚地记得，她是怎么哄得我的父母把那些信拿了出来。我如今还会听到她描述说，他们三个围坐在餐桌旁，念着每个句子，泪流满面。）
1945年5月，父亲回到了美国。尽管他俩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长，父亲患的疟疾尚未痊愈，但没过多久，到1946年1月，他们便结了婚。像所有人一样，他们已经失去了生命中宝贵的四年光阴，急于把失去的时光找回来。一年以后，我姐姐玛丽安出生了，又过了19个月，在1948年8月6日，我呱呱坠地。我弟弟戴夫和弗兰克紧随其后，我的小妹妹伊夫琳是五年后出生的。
　 我母亲如今还住在多西维尔路的那栋房子里，我们兄弟姊妹都是在那里长大的，这所房子建在环绕着夏普斯堡小镇的小山上，这个小镇是大城市匹兹堡的一部分。1950年，我父母花费7500美元买下了这所房子，7000块现金来自我父亲攒下的军饷和结婚礼金，500块是向一位伯父借的。在大萧条时期长大成人的经历，使得他俩在用钱上特别谨慎和节俭。他们从不贷款，也没开过账户，始终用现金结账。结果，他们没有信用记录，也没有信用等级。
*近有一天，我真给逗乐了，87岁的老母亲告诉我说，有位好心的收银员指点她，如果她签约使用这家商店的信用卡，买东西就可以打八折。我妈历来喜欢折扣，就高高兴兴地填了表，结果她的申请遭到了拒绝，因为她没有信用记录。她有现金，但从没贷过款，因此她不够资格获得那张卡，不过也有可能，就算她申请到了也不会拿出来用。
我父母对个人财产所持的态度对如今的人来说，可能有些古怪，但实际上，它和今天中国占据主流的态度并无不同。在中国，信用卡还只是一种新生事物，其用法和在美国的用法也大不一样。珂玲在中国为了应付日常开销，总是在她的包里放一卷人民币，她很少使用信用卡结账。（我在中国期间大部分时间里，一美元大致等于八元人民币。不过，在2005年6月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之后，一美元能够兑换的人民币数额开始向七靠拢。来华游客听到中国人说“块”，也许会犯迷糊，不过这就像管一美元叫一“巴克”一样。一元人民币就是一块。）
同样，我下属的中国经理们出差时，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去国外，总是携带现金。直到*近的2001年，要是你打算在这儿买辆车，你还得拎着满满一袋子钱交给经销商。银行连转账都做不了，更别说是贷款了。美国人用信用卡应付日常开销，中国人仍然对现金交易感到相当方便。
多西维尔路的房子所在的那块土地，有四分之三英亩，地里总是密密麻麻地种着你能想到的每一种蔬菜。我父母会把菜园结出来的果实装在罐子里，所以不论冬夏我们家总能自给自足。有好些年，我们养了大约30只鸡，靠它们提供蛋和肉。长大一些后，孩子们也干一些除草、侍弄园子、捡鸡蛋和喂鸡的活。
我们都去夏普斯堡的小学念书，当年我父亲上的也是这所学校，学校由波兰天主教堂圣约翰·康休斯教堂负责管理。孩子们不是来自镇上，就是像我们一样来自山上。夏普斯堡本身就是一座小小的民族熔炉，它有四所学校、四座教堂：有波兰的、爱尔兰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不同校的孩子不怎么处得来。听我父母和叔叔婶婶说，所谓“混合婚姻”说的就是波兰人跟意大利人结婚。当我想跟我妈逗趣时，我就提醒她——往往是当着珂玲的面——说她如何建议我别娶意大利姑娘，因为她们要求很高。母亲极力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父亲在一家名为“A.B.Chance”的金属加工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加工生产各式各样钢铁制品，但我十二岁那年，他失业了，公司决定把业务迁到密苏里州，好利用那儿的廉价劳力。（这一经历尽管当时令人痛苦，后来却帮我更好地理解了当前的趋势——必定会有一些活计转到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国家去。）
随着匹兹堡经济衰退，就业市场趋于萧条，家里有五个孩子要吃饭，这段日子我们过得不无艰辛。我们每个人都各尽所能。父亲无论找到什么工作都干，母亲打扫房子，我和兄弟们派送报纸、修剪草坪，姐妹们帮人照看孩子。像所有孩子们一样，我们有时也会争吵，但我们是一家人，亲密友爱、相互照应。
母亲有两个姊妹都是天主教修女，母亲则堪称“圣洁”。她很能体谅别人，她让父亲来当这个家。父亲尽管并不是特别高，可他很健壮，体格墩实，胸膛宽厚，手臂粗壮。再加上他的当兵经历，谁也不愿意招惹他。“等你爸回家再说”这句话，我们可不想听到，一旦哪天听到这句话，那天就别想过安稳。
我记得上高中时，我有过一次重大的判断失误。有天晚上我回家晚了，发现所有的门都锁了，于是决定从父母卧室的窗子爬进去。在我翻越阳台，右腿已经伸进屋里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样干简直愚蠢透顶。要是我爸醒了，看见有人在夜里爬进他的卧室，我立马就会被打飞到门廊的房顶上去。感谢上帝，他睡得很香。
不管经济方面有多困难，我父母总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虽然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付得起学费，但总是鼓励我们有上大学的雄心壮志。我们这些孩子都上了大学，无论如何艰难，我们都自己设法凑够了钱，但所有的功劳都是父母亲的，因为有他们在始终不断地鼓舞我们。他们没受过正规教育，但他们本能地认识到了读书的重要。
我是在这些价值观的陪伴下长大成人的：强调接受教育、讲求职业道德、勤俭节约、自成自立、家人彼此支持，所以，我在今天的中国，感觉很像回到了老家，这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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