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大败局Ⅱ 内容简介

《大败局》6年重印28次，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20本图书”之一。
《大败局（Ⅱ）》：吴晓波再度出手，为你深度解读“中国式失败”,探寻著名企业“中国式失败”的基因。

健力宝：“东方魔水”是如何变味的
科龙：一条被刻意猎杀的龙
德隆：金融恐龙的宿命
中科创业：那个庄家狂舞的年代
华晨：“拯救者”的出局
顺驰：一匹被速度击垮的黑马
铁本：钢铁之死
三九：中药的“*后一次失败”
托普：十年一觉TOP梦

中国的商业历史仍在一条演进的轨迹上快速地前行着，对于今日的企业家而言，过去那些人们的历史恰好就是他们的今天。所有商业上的兴衰都如出一辙。前人的失误或许不会完全上演，但是所有即将发生的悲剧中都无一例外地活跃着前人失误的痕迹。——吴晓波

吴晓波－大败局Ⅱ吴晓波－大败局Ⅱ 前言

关于“中国式失败”的思考
　　“企业兴盛或衰落、股市繁荣或崩溃、战争与经济萧条，一切都 周而复始，但它们似乎总是在人们措手不及的时候来临。” ——彼得·伯恩斯坦《风险》
　　在《大败局》出版6年之后，我决意写作《大败局Ⅱ》。在这个被英特尔公司的传奇拯救者安德鲁·格鲁夫称为“10倍数变革”的数字化年代，6 年已足以让一个商业帝国崛起。而我只不过又写了9个企业的兴衰史——我甚至还不能像6年前那样写出10个。
　　本书所记录的败局均发生在2000年到2007年之间，将它们与《大败局》中的失败案例合在一起来阅读，你将可以看到过去10年里发生在中国商业界的众多兴衰往事。在任何一个商业社会中，成功永远是偶然和幸运的，而失败则无所不在。商业，就本质而言，是一个关于幸存者的游戏；对企业家来说，失败则是职业生涯的一部分。这是一件让人遗憾、但不可耻的事情，失败往往伴随着伟大的创新和冒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燃烧在企业家内心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勃勃野心，在一次次地颠覆着陈旧的秩序，掀起并发动了商业上的巨浪与革命。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寻中国企业的失败基因。现在，我称之为“中国式失败”。
　　“中国式失败”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在过去的要作为一个半周期性的因素来加以考虑。从1981年开始，中国经济每隔3到5 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而每次整治的重点对象便是民营企业。近年来，随着国有资本在垄断性行业中的权重越来越大，其调控的行业性排斥特征也越来越明显。有些民营企业冒险突进上游重工行业或垄断性领域，其政策风险便往往大于任何经营上的风险。在2004年春夏之际，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在重点治理的行业中，便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败局，如资金市场的德隆、房地产业的顺驰、钢铁行业的铁本等等，它们都因为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失误而马失前蹄。
　　——地方利益竞争格局中的牺牲者。香港的张五常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整个儿就是区域激烈竞争的产物。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形成了一股自下而上的改革浪潮。同时，它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资源的区域性分割，相互以邻为壑，楚汉分明，而那些试图通过全国性布局以形成整合优势的企业则很可能在无意间陷于这种利益之争中。在华晨案例中，我们即可看到中国汽车产业*富想象力的企业家仰融如何失陷于此。
　　诞生于市场竞争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有目共睹，企业家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可谓“血流成河”。企业家冯仑甚至认为：“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政商博弈之中。将成为考验中国企业家的*大挑战。
　　在中国，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这是一个已经被谈论了将近30年的话题。中国的经济成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特征。在未来的数年内，财富积累的重点将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其一是以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为中心，将会有大量的新兴行业和成长机会产生，很多传统行业将在这种变革中被急剧洗牌，利益将在新的交易平台上进行重新分配；其二是以垄断性资源为中心，将发生一系列的资本重组活动，拥有这些资源的政府将把大量的垄断机会以市场化方式出售，而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以及民间资本者的政治博弈技巧便显得非常重要。往往，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只有一线之隔。一朝得手与稳健拥有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式失败”之二：创业原罪的困扰
　　“原罪”是一个舶来的宗教名词，在企业界却是一个正宗的中国式拷问。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企业家阶层经历了数次公众形象的变迁。改革开放*初期，他们是致富的能人和改革家，是一群勇于打破旧体制、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一度，他们甚至还被视为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带头人，是“国家的新英雄”。当时。对企业家的称颂日渐成为社会主流的声音，就跟20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一样，中国进入了一个对商业顶礼膜拜并深信技术进步将洗去一切贫困、不平和忧伤的时代，年轻的知识界也开始朗诵起亨利·卢斯的那句名言：“商人必须被当作*伟大的职业。” 而随着社会商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特别是社会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人们也与此同时开始质疑企业家财富聚集的正当性。在一个制度渐变的转型国家，任何商业上的突破和创新都意味着可能与现行法制发生冲突，因此便存在着无数的“灰色地带”，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在企业初创期的原始积累阶段都有过种种灰色行为。 2003年10月，在云南弥勒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请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过贿的请举手!”据当时在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记录：“在座的老总就开始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开始有人举手了，举手的姿势很缓慢，像做贼心虚似的，*后有五六位举手。我想在当时的氛围中，大家都默认：在多数新兴企业中，一定存在行贿，不行贿是不正常的。”很显然，对原罪的质疑，既是部分的事实，也是贫富差距拉大后公众心理失衡现象造成的。企业家身上的 “改革者光环”已经日渐褪去，他们渐渐变成了一个独立的、高高在上的却始终被一层质疑的目光环绕着的“金色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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