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开新国学研究丛书清代碑学研究 本书特色

清代碑学是清中晚期书学领域的一种新思潮。碑学从明清之际发端，至清中晚期经过阮元、包世臣、何绍基、康有为等人的倡导与鼓吹，以及邓石如、张裕钊、赵之谦等书家在书写实践上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书学的新流派。碑派观念的学者立论角度与重点尽管差别很大，但他们在书学的审美取向与书法技法的核心要素等重要观念上大致相同。他们以各自的视角观察书学的演变，并提出了各自的学说。这些观念构成了清代碑学中的核心问题。清代碑学理论中为核心的是问题有四，其一是篆分遗意问题，这是碑派书家自始至终共同倡导的书法技法层面的取向，它与碑学观念相始终。其二是南北书派与北碑南帖问题，这是阮元、何绍基碑学观念提出的视角；其三是对待唐碑的态度问题，清代碑学思潮中对于唐碑的褒贬成为判断碑学与帖学的重要标准；其四是今学与古学的问题，这是康有为碑学与帖学观的实质所在。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论证的展开都是对传统帖学的反思与质疑。碑学在与传统帖学的碰撞与等

返本开新国学研究丛书清代碑学研究 内容简介

清代碑学是清中晚期书学领域的一种新思潮。碑学从明清之际发端，至清中晚期经过阮元、包世臣、何绍基、康有为等人的倡导与鼓吹，以及邓石如、张裕钊、赵之谦等书家在书写实践上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书学的新流派。碑派观念的学者立论角度与重点尽管差别很大，但他们在书学的审美取向与书法技法的核心要素等重要观念上大致相同。他们以各自的视角观察书学的演变，并提出了各自的学说。这些观念构成了清代碑学中的核心问题。清代碑学理论中很为核心的是问题有四，其一是篆分遗意问题，这是碑派书家自始至终共同倡导的书法技法层面的取向，它与碑学观念相始终。其二是南北书派与北碑南帖问题，这是阮元、何绍基碑学观念提出的视角；其三是对待唐碑的态度问题，清代碑学思潮中对于唐碑的褒贬成为判断碑学与帖学的重要标准；其四是今学与古学的问题，这是康有为碑学与帖学观的实质所在。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论证的展开都是对传统帖学的反思与质疑。碑学在与传统帖学的碰撞与融合中不断发展与完善。

返本开新国学研究丛书清代碑学研究 目录

●导论
●章 碑学：乾嘉书学审美取向的转移
●第二章 翁方纲与阮元书学观念异同论――早期碑学与帖学之分歧
●第三章 书学之南北问题――阮元“二论”之意义
●第四章 欧阳询与清代碑学
●第五章 著论何曾让阮康――从沈曾植碑帖跋文看其书学观
●第六章 沈曾植、康有为之交游及书学异同
●第七章 康有为的求“变”思想与碑学理论
●第八章 今学与古学：康有为书学的观察视角
●第九章 康有为“传卫”说略论――兼论卫门书派相关问题
●第十章 康有为对张裕钊、赵之谦褒贬之缘故
●第十一章 清代碑学思潮中唐碑的归属及其地位
●第十二章 “晋帖”与清代碑学
●第十三章 颜真卿在清代书学中的定位问题
●第十四章 篆分遗意：碑派技法的核心理念
●第十五章 “碑学”与“帖学”背后的文化意涵
●参考文献
●后记

返本开新国学研究丛书清代碑学研究 节选

　　《清代碑学研究》：　　碑学思潮的兴起与演变无疑是清代中晚期书学发展中*值得留意的现象。阮元、包世臣、何绍基、康有为诸人莫不以其鲜明的碑学观念而为书学者所关注。沈曾植处于碑学思潮盛行的时代，其书论受前人影响在所难免，但他却并不为前人所囿，更不为古代书学强为分派，强为判定尊卑高下，因而他的书论并未呈现出鲜明的体系，而是散见在他的题跋、札记之中。也正由于此，他的书论虽远不像阮元、康有为那样影响广播，却避免了后人的诸多非议。沈曾植博雅之见识、精审之态度使他的书学独树一帜，并为后学所重。兹从四个方面简略述论之。　　首先，沈曾植关于北碑南帖的观察视角与南北会通之论。早在嘉庆时期，阮元“二论”便为汉魏南北朝以来的书学流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北碑南帖当分，南北书派有别。时人对阮元“二论”虽不乏疑议，然其响应者亦不在少数。沈曾植论书虽与阮元持论迥异，但他也以南北书风之比较作为观察视角，显然受到了阮元之影响，这在沈氏书论中亦有据可寻。沈曾植弟子所辑录之《海日碎金》：“‘索征西书，世所奉为北宗者。然萧子云临征西书，世便判作索书，南书顾可轻量也哉！’先生云：可谓君子表微。又云：尝谓北宗之说，始自冯定远，不始阮芸台；北碑之开，起于陈子文，不起包慎伯。世人多知阮、包，少知冯、陈。所谓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也。”①冯定远，即常熟冯班（1602-1671年），明末清初诗人，著《钝吟集》《钝吟杂录》等，陈子文即海宁陈奕禧（1648-1709年），康熙时著名学者，著《金石遗文录》等。由此可知，沈曾植不仅对阮元南北之说了然，且对此说是有进一番之考证的。　　沈曾植以南北地域观察书风异同，可谓踵武阮氏之余绪。如沈氏《校官碑跋》云：“《校官碑》结字用笔，沉郁雄宕，北通《夏承》，南开《天发》。吴会书自有一种风气，略近中郎，而益畅土风。《谷朗》《爨碑》，皆其遗韵。”①《校官碑》《夏承碑》均为东汉石刻，《天发神谶碑》为三国时期吴国石刻。《校官》晚于《夏承》而早于《天发》，《夏承碑》为宋元祐间得于洺州广平郡（今河北永年县），《校官碑》为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得于江苏高淳县，《天发》则立于江宁（今南京）天禧寺。三碑相较，《夏承》多圆笔，《天发》多方笔，《校官》在方圆之间。沈氏称其“*喜此碑书法，以为汉季隶篆沟通，《国山》《天发》之前河也”②。可见，沈曾植对《校官碑》的偏好一则由于该石刻在字体上处于篆隶过渡期，二则由于其具有沟通南北书风的特殊意义。　　沈曾植不仅注意到汉魏时期石刻的南北地域问题，而且对南北朝石刻的地域问题同样有所留意。如沈氏在关于六朝墓志的跋文中尝云：“北魏《开国侯元钦》，秀韵近南，波发沿北。”③沈跋中的《开国侯元钦》即《元钦墓志》，为北魏永安元年（528）所刻。在沈氏看来，“秀韵”为南朝多见，而“波发”为北土故习，而此志则兼备南北之特征。又，其《星凤楼祖本黄庭经跋》云：“吾甚愿学者以此与《禅静寺》同参，因以溯水牛山，不惟南北交融，抑且大小同贯也。”④《黄庭经》传为王羲之书，《禅静寺》即《禅静寺刹前敬使君碑》，该碑为东魏兴和二年（540）所刻，虽为北朝碑版，然其结体己具南朝规模，故沈氏称“南北交融”，其着眼点也涉及南北书学的地域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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