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译文经典:小说面面观(精装) 本书特色

◎英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和批评家E.M.福斯特WEI一的文学批评著作

◎慧眼独具、洞见迭出，同时又轻松幽默、如话家常

◎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极为重要的小说美学的经典名著。

新书--译文经典:小说面面观(精装) 内容简介

《小说面面观》是E·M·福斯特WEI一的文学批评专著，原是作者一九二七年应母校剑桥大学“克拉克讲座”之请所作的系列演讲，系统并深入地讲解和论述了长篇小说这个文学门类的取材、内容与艺术形式等诸方面的问题。作者将小说的艺术分为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模式与节奏等七个方面，由浅入深、由易入难地进行讲解和分析，以自己小说大师的切身创作体验去体贴和关照小说史上的众多名家与名著，慧眼独具、洞见迭出，同时又轻松幽默、如话家常。
福斯特在这组系列演讲中谈到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提出小说既大于现实又小于现实的观点；提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著名观点，成为后世的评论家所经常采用的术语；提出“小说家的职能就是从其根源上揭示隐匿的生活”的著名观点，对于叙述角度以及艺术表现形式如模式与节奏的探讨尤其深具开创之功与启发意义。《小说面面观》至今仍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极其重要的小说美学的经典名著。

新书--译文经典:小说面面观(精装)新书--译文经典:小说面面观(精装) 前言

　编者导言
　　福斯特有个积习，每到年关，辞旧迎新之际，总要重新翻检一遍一年来的日记，细细估算一番一年来自己肉体和精神健康、声望和运道的收支账。逢到这种情况，他的笔触总是更加欣然地倾向于自责和自怜，而非相反的方向；于是，一九二七年在他的笔下就成为：
　　艰难的一年，回顾起来我倍感欣慰，自觉在……金钱和声望上都收获颇丰。用掉约六百镑，本可以花得更多。讲座（一至三月，十月出版）大获成功。在人文剧院 赢得大量听众且因此成为国王学院之研究员。
　　“讲座”即年度克拉克讲座，由剑桥三一学院主办，在关于英国文学领域的系列讲座中或许是*著名的。从莱斯利·斯蒂芬 和艾德蒙·格斯 到燕卜逊 和瑞恰慈 ，克拉克讲座不但将著名或一度著名的评论家和学者网罗殆尽，而且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间还不时邀请到文学人文领域的著名从业者，譬如说历史学家、戏剧家或者诗人担任讲席。而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学年，这项荣誉头一次落到一位小说家头上；这位小说家就是当时广受赞誉的小说《印度之行》的作者。
　　福斯特很高兴受到邀请，却对是否接受踌躇不决；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他在写给印度朋友赛伊德·罗斯·马苏德 的信中道：
　　刚收到剑桥三一学院克拉克讲座的讲席邀请，还是挺兴奋的——今秋或是明春就英国文学做八次讲座，有两百镑丰厚报酬。要是能鼓起勇气我就接受邀请。
　　一方面是报酬的丰厚，是略为不安地明知自己并没有在写另一部小说或是任何实质性作品，而且首要的或许还是声望的诱惑——尤其是紧随T·S·艾略特其后主持讲座，福斯特对他的诗是怀有一种虽说略有戒备却是相当强烈敬意的。（对A·E·豪斯曼 ，他却认为徒有虚名；不过也许在不久后他才得知豪斯曼在艾略特之前即已受邀担任讲席，而且他不但得到允许一见豪斯曼那封措词优雅的谢绝信，而且还抄录了一份。） 而另一方面，则是能否鼓足“勇气”的问题：其中主要的自然还不是要面向一大群主要是专业的听众侃侃而谈的考验，而是害怕这样一来，就小说这只“无害的母鸡”而言——因为不管那邀请是怎么来的，他既受到了邀请，自然知道人家对他的期望是什么——他将极易招致，尤其是来自小说家同侪，针对他前后不一的指责。福斯特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意识到“评论与创造性状态之间的鸿沟” ；而在克拉克讲座二十年后，当福斯特应邀前往另一个剑桥 就“批评之Raison d’être ”发表演讲时，他仍以很不情愿地承认“反对批评的现状强大得令人担心”始，以断言批评在人文学科中没有“**等Raison d’être”做结 。既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仍然还会写的批评著作也就难怪全都规模很小，方式任性了，他宁肯通过迅速、敏锐的领悟一把抓住特点，而不愿进行详细的分析或自始至终地应用任何一种批评理论，或者希望通过八次有关“乔叟以降英国文学的某一或某几个阶段”的讲座来对文学进行剖析 。他当真想跟克莱顿·汉密尔顿先生一较高下吗？数年前他曾拿他的《小说的取材与方法》大大地取笑过一番 ；或者跟E·A·贝克教授分庭抗礼？不久后他还相当不敬地对贝克教授皇皇巨著《英国小说史》中的一卷说三道四，引发作者愤怒的抗议，他也不得不因此而有所保留地道歉 。
　　答案或许根本没这么复杂：他当时的富足用美国的秤盘一掂可能都打不住定盘星了（《印度之行》在美国的销量远远盖过了英国），他不是豪斯曼，没什么“研究”要打断，不管它是不是陈腐，哪怕他真要婉拒，作为*后一招，他也需要扎实得多的理由，或是为虚荣心蒙上朴素和深思熟虑的外衣。不过，福斯特虽说终究接受了邀请，毕竟还是颇有些顾虑，这在他于七月十一日写给亚历山大的朋友G·H·卢道夫的信中有所表露：
　　我想我之所以活着的首要责任——至少是唯一的公共责任——就是写出好书，对此我还不能说我正在尽职尽责。我把时间都花在阅读别人写的小说上了，而这是为了明年在剑桥的几个讲座做准备……我……正在硬啃《克拉丽莎·哈洛威》 。刚刚草草对付完笛福和斯特恩，这两位读来都让我大为开心。这一切干起来都挺愉快的，而且讲座的报酬颇丰。可这跟创作没有丝毫关系。我自觉就像个木偶，真实的生命已然被抽空，而且我还一直在琢磨——恐怕以后还会一直这么琢磨下去——大部分人年过四十后难免都会变成这副德性：过得挺开心挺愉快，对什么都挺享受，占住一个空缺（占住了就再也不挪窝）：可是他们私心要保留的那点尊重却完全被放错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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