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小说面面观》有时仍具有令人激愤的力量——福斯特本人就很有数：“我希望在有关司各特的问题上激怒某些人！”他论道。司各特的追随者自然是轻易上了钩 ，司各特之外，他对别的很多作家的批评也引来众多辩护之声，亨利·詹姆斯的追随者更是针对福斯特的攻击在一切问题上捍卫他们的大师，他们为此花费的篇幅至少是福斯特的八倍 。如果一本批评著作引不起任何怨言，肯定沉闷无比；以下是我认为几个值得商榷之处。就从詹姆斯入手吧，他，而非别人，当真不具备真正的强有力的罪恶感吗（见128页），哪怕他（可能）从未实际使用过这个词儿？用《亚当·贝德》来代表乔治·爱略特，用马洛 来代表康拉德，单单提一句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德》，当真公道吗？（部分的辩解：福斯特引用《亚当·贝德》是出于别的目的而非“公道”。而且，当他故意使《小说的取材与方法》这本书显得加倍愚蠢时才是真不公道 。）如果说我这个问题问得就不公道，那么我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时间来读《弗莱克的魔法》？一本异想天开的平庸之作，连福斯特表示赞赏的撮要表现出来的那种干净的一致性都不具备，而且它（似乎）甚至不是出自他某位朋友之手。
　　一部引发了强烈争论的生动活泼、激动人心的批评之作，跟一部博得温吞赞同的乏味之作比起来，自然既更令人愉快也更加有益：即便那人尽皆知的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的区别，虽说本身相当可疑而且引证的事例更加可疑，也正因此而激发出某些有用的新鲜思考，特别是埃德温·缪尔 的著作。不过，是如果由此认为《面面观》提供的乐趣主要就在于由之而引发的异议，那可就本末倒置了。大多数读者真正珍视的是那些数不胜数的具体的评判，与其说是理性的，不如说是直觉的，似乎轻巧地一击，却一针见血，而且经常机智诙谐；是那些出人意表的并置，尤其是将斯特恩与弗吉妮娅·伍尔夫，《亚当·贝德》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相提并论”（不过理查逊与亨利·詹姆斯的并置在我看来却纯属不伦不类 ）；是一系列挑战，促你深思某些并未完全展开的观点；还有，虽说福斯特只字未提自己的小说，对于我们如何认识他本人小说创作的目标和成就亦经常会有所启示 。所有这些都使《小说面面观》迄今仍是有关小说批评的出色入门书，是更权威更系统的批评著作的有效补充。
　　本书的文本采用的是一九七四年爱德华·阿诺德出版的阿宾格版，这个版本经过与早期各版以及剑桥国王学院所藏手稿片断逐字逐句的校勘。经过校勘，*大的发现就是，原来英国的初版（及以后各版）与美国的初版存在众多细小的差别。一九二七年三月份，福斯特交给伦敦的阿诺德和纽约的哈尔科特、布拉斯各一份打字稿；可以肯定的是，他后来又在交给阿诺德的那份打字稿或后来的校样或者两者上都做了修正，可这些修正并没有传到大西洋对岸，或者传到时已经太迟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一九二七年的阿诺德版（以及此后的各个英国版）也并非无可挑剔；共有二十多处经过校订，有些校订或是受美国版，或是受后来的英、美诸版（有一处明显是经福斯特改定的），或是受到手稿启发或确认的。此外，福斯特对其他作家的征引也一一进行了查核，在必要之处做了订正；引用的精确性原则还贯彻到被引用的作家、标题和出版日期。脚注大部分是福斯特自己加的；编者的补充特以方括号标明 。其他体例和文本方面的事项请参见阿宾格版的详细说明。
　　在阿宾格版中我曾表达过，在此还想再简短地就剑桥国王学院的众多朋友对我的慷慨帮助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尤其是以下诸位），特别要感谢：帕特丽西娅·布拉德福德太太，佩内洛普·布洛克太太，劳丽·彻伯尼耶小姐，P·N·弗班克先生，F·R·利维斯博士，唐纳德·卢克斯先生，T·S·马修斯先生，西蒙·诺维尔-史密斯先生，I·A·瑞恰慈教授，乔治·瑞兰兹先生，贝丝·施奈德曼太太，以及我的妻子贡沃尔·斯塔利布拉斯太太。
　　奥利佛·斯塔利布拉斯

新书--译文经典:小说面面观(精装) 节选

二
　　故事
　　想必我们都会同意，小说的基本层面就是讲故事的层面，不过我们表示同意的语气又会各不相同，而采取什么样的语气将直接决定我们随后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让我们来听听以下三种语气。如果你问某一类人，“小说是什么？”他会心平气和地回答：“这个嘛——我不知道——这问题问得有点滑稽嘛——我觉得或许可以这么说，小说就是讲一个故事。”他脾气温和，语焉不详，或许同时还在开着公共汽车，对文学并无过多的关心。另一个人，假设正在高尔夫球场上吧，则野心勃勃，讲话干脆。他会这么说：“什么是小说？什么话，自然就是讲个故事喽，如若不然我还要它干吗？我喜欢故事。你尽可拿走你的艺术，你的文学，你的音乐，但一定要给我个好故事。我喜欢故事就是故事，请注意，我老婆也一样。”而第三个人回答时却带了种没精打采没可奈何的样子：“是呀——哦天哪，不错——小说是要讲个故事。”我尊重而且喜欢**位。我憎恶并害怕第二位。第三位就是不才在下。是呀——哦天哪——小说是要讲个故事。这是其基本的层面，没了这一层小说也就不存在了。对所有小说而言这都是至高无上的要素，我倒宁肯希望并非如此，我宁肯标举节奏或是对真理的领悟，而不是这种低级、返祖的形式。
　　因为，我们越是深究故事（故事就是故事，请注意），越是将故事与在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那些更加优美的层面剥离开，我们就越是觉得它实在不值得称道。它就像是人的脊椎——或者我想说像是条绦虫，因为它总是头尾莫辨。它实在是太老了——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可能是旧石器时代。从尼安德特人 的头骨形状判断，他们就该有故事听了。原始人可是些头发蓬乱的听众，围坐在营火旁打哈欠，因为跟猛犸象和遍体生毛的犀牛较劲儿疲累不堪，只有悬念才能使他们不至于睡过去。接着会发生什么？那位小说家嘟嘟囔囔地往下讲，而观众们一旦猜到了接着会发生的事儿，他们要么就会睡过去，要么干脆杀了他。这个职业的危险性，只需想想稍后山鲁佐德 的职业生涯也就可以估计个差不离了。山鲁佐德能避免砍头的厄运，端赖她懂得如何能用悬念的武器吊住暴君的胃口——对于野蛮人和暴君来说，这可是唯一管用的文学武器。她真是位伟大的小说家——描写细腻精微，价值观毫不狭隘，插叙独特巧妙，寓意清新脱俗，描绘人物栩栩如生，对东方三大都会的知识了如指掌——可是若她那个暴君丈夫想取她的性命，以上所有这些才能都救不得命。它们都不过是细枝末节。她能活下来，唯一指望的就是设法让国王对接着要发生的事儿产生好奇。每次她看到旭日东升，她就把说了半截子的话生生打住，让他打哈欠去。“此时，山鲁佐德看到白昼降临，就乖巧地把话头打住。”这个无甚趣味的小句子就是《一千零一夜》的脊柱和绦虫，这条小虫儿将这一千零一个夜晚联成一片，而且救了一位才情盖世的王妃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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